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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加强金融管制,加强行业的支配管理。从业内人士的角度,他们并不赞成这些管制。金融管制何去何从?
中国的宏观经济,关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需要再扩大,延伸?
乔希·勒纳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宝贵见解,并对政府创业激励政策在未来的实施方向提出了建议。在各国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激进方式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今天,《梦断硅谷》敲响了一记重要的警钟。
读者对象:金融监管机构——通过本书,金融监管机构从世界各国政府的措施中有所启发,制定政策,尝试巩固金融机构,为小公司和大公司提供更多的信贷,鼓励各种经济活动。机构投资者——通过本书,了解政策走向,掌握运作实务。创业者及初创企业管理者——通过本书,了解政府扶持计划及各种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发展。风投研究机构——通过本书,了解领域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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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硅谷、新加坡、特拉维夫——全球创业活动的热土,无一例外地打着政府投资的烙印。
然而,尽管政府激励创业活动的努力并非没有成功先例,失败的教训却也俯首皆是,令纳税人的血汗钱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政府的创业激励政策成败几何?政府又究竟是否应该插手这一领域呢?《梦断硅谷》开创性地首次探讨了这一问题,全面审视了数十年来全球各地的政府支持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方式。为什么某些公共激励政策行之有效,而其他一些政策却错漏百出?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之一乔希·
勒纳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宝贵见解,并对政府创业激励政策在未来的实施方向提出了建议。
勒纳探讨了硅谷及其他一些风险投资先驱地带的复杂历史,揭示了政府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深刻分析了旨在扶持创业企业的公共政策,提出了这些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剖析了存在于诸多政府工程中的普遍缺陷——拙劣的设计、对创业过程的缺乏理解,以及执行上的问题。勒纳解释了政府为什么无法左右创业市场的演变,为什么应该认识到政府在创业激励能力上的局限性,摆正自己作为创业催化剂的角色。
在各国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激进方式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今天,《梦断硅谷》敲响一了一记重要的警钟,呼吁政府以一种审慎的方式支持创业活动,以免重复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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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乔希·勒纳,哈佛商学院投资银行专业教授,并任职于金融和企业管理局。
他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数年,研究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风险投资和私人股权基金的结构与作用。
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建立了两个工作组——创业精神工作组和创新政策与经济工作组,为两个工作组筹集资金、组织相关活动,并担任工作组出版物《创新政策与经济》的共同编辑。
他在波士顿和北京组织每年一次的私人股权基金高级经理人课程。近几年牵头一个由国际学者组成的团队,为世界经济论坛研究私人股权基金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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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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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及致谢
第一章 引言
本书的主题
梦断硅谷
共同的挑战
第一篇 官员们能帮助企业家吗?
第二章 回顾
怀疑论
硅谷的原味故事
风险资本的诞生
总结
第三章 决策者们的动机
创新与增长
创业激发创新
最后的思考
第四章 更复杂的问题
政府为什么能够鼓励创业活动
政府干预之弊
最后的思考
第二篇 穿针引线
第五章 摆桌子的艺术
优化创业气候
提高风险投资市场的吸引力
最后的思考
第六章 政府的失误:拙劣的设计
误解创业市场
违背创业市场的规律
最后的思考
第七章 政府的失误:拙劣的执行
忽略激励机制
评估的需要
全球化视野的重要性
政策组合
最后的思考
第八章 主权财富基金的独特挑战
主权财富基金概况
不幸的传统
主权财富基金的未来
最后的思考
第九章 教训与隐患
经验法则
错误的主张
最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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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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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决策者们的动机
现在,我们对怀疑政府在扶持创业和风险投资方面没有任何作用的观点已经非常熟悉了。在上一章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有悖于这种怀疑论调的历史证据。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一些更加系统化的证据。
说决策者们确实有关心新企业和风险投资者的动机而且确实有帮助它们的能力,我们有三个理论依据?本章主要阐述前两个依据: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创业企业可以刺激创新活动。我们将看到,这两点都是不容辩驳的。我们将在第四章再讨论第三个依据。
创新与增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曾祖父母辈更为舒适,寿命也更长了。仅列举三例:抗生素可以治愈曾经被视为绝症的感染,长距离通讯的成本远低于过去,家务负担也大大降低了。促成这些变化的核心力量就是技术和商业的进步。
经济学家们已经论证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这种认识源自莫里斯·阿布拉莫维茨Morris
Abramowitz
对技术演变的开创性研究。阿布拉莫维茨认识到,提高经济的产出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方式:第一,提高对生产过程的要素投入,例如,将工人们的退休时间从62岁推迟到67岁;第二,开发出新的方法,用同样多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阿布拉莫维茨评估了1870~1950年间美国经济产出即美国所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增长状况,然后又计算了同一时期要素投入
特别是劳动力和金融资本的增长。当然,这种计算是不够精确的——他必须对这些指标要素的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做出一些假设。经过分析,他发现
1870~1950年问的要素投人的增长,对经济实际产出的贡献率只有15%左右。剩余的85%则无法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发展来自使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获得提高的创新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经济部门和时期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是相似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现,85%是一个几乎恒定的
“残差”。这些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因为此前200年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要素投人的增加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要你有更多的人和钱,必然就会有更多的产出。
而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要素投入的增长,而是要素使用方式的变化。由于经济增长中的这一无法解释的部分太大,而且使用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研究者都发现了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开始相信创新是产出增长的一大动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研究了创新是指新的科学发现,或者生产和服务型企业工作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仅发现了那个无法解释的“残差”的存在,还证明了诸如信息技术这样的领域中的技术进步的积极效果。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就不仅仅取决于它能生产些什么,还取决于它如何来生产。
许多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和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创新对增长至关重要,从欧盟已经把提高研发投入定为未来几年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到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领导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
创业激发创新 政府有动力支持创业活动的第二个理论依据在于,新企业是特别富有创新精神的。 企业的规模、年龄与创新
最初,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新企业的创新能力——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创新将来自大型的工业化企业。例如,最早对创新领域进行深人研究的先驱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也曾假定,在创新方面,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来说具有一种内在优势。
但是这些早期的观念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事实上,今天看来,这些观念像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型企业和它们的工业实验室如IMB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取代了在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领风骚于一时的独立发明家,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力军。 在当今世界,熊彼特对大企业内在优势的假设与现实并不相符。
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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