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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这本书中,刘鹏运用档案、文件资料、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追溯了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变迁史[即从“指令型体制”1949—1977到“发展型体制”1978—1997,再到“监管型体制”1998年至今]。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础权力一个重要侧面的发展路径。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解释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假设,并验证了他所提出的关键解释变量——“政企事利益共同体”,对中国监管型国家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關於作者:
刘鹏,男,197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美国公共管理学会会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治理、政府监管、卫生政策等,曾在《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公共管理学报》、Asian
Survey、RegulationGovernance,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mal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部分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目錄 :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困惑及问题的提出
二 研究案例的选择:药品安全监管
三 研究路径及方法
四 本书框架与研究发现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研究设计
一 政府监管的一般理论和规范研究
一公共利益理论Public:Interest Theory
二利益集团理论Interest Group Theory
三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
四制度主义理论Ititutionalism Theory
五观念塑造理论Idea Force Theory
二 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监管型国家建设
一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到监管型国家
二欧洲:从积极型国家positive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三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指令型国家command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三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国家定位:政治经济学的争论
一发展国家派developmental state
二监管国家派regulatory state
四 监管型国家:中国经验研究的概述与评价
一中国监管型国家兴起的四因说及其不足
二中国监管型国家的特征及结构性阻力分析
五 论证思路和研究设计
第三章 指令型体制1949—1977: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与强化
一 同业公会与军事公营化传统:新中国药事管理体制的起源
二 药政管理基础设施的初步建立1949—1952
一保留公私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二建立新的药政药检体系和药品标准
三强化对特殊和进口药品的管理
四发动同业公会,在政治运动中整顿医药市场
三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与指令型体制的建立1953—1956
一计划经济和公私合营
二指令型体制的基本确立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药政管理改革
四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短暂松动:“大跃进”时期的药事管理1957—1960
一经济分权与蹩脚的计划经济
二堪忧的医药质量与无力的药政管理
五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重新强化:“大跃进”之后的整顿与调整1961—1965
一企业管理权上收和驻厂代表制度
二试办“托拉斯”体制:强化指令型体制的尝试
六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药事管理1966—1976
一“托拉斯”体制的终结与乱办药厂的重演
二药政管理体制的废除与重建
七 指令型体制:计划经济下的药品质量管理体制特征解读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高度合
二管控风格:以群众监督为主,专业管控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三管控目标:福利和健康
四管控工具:劝说教育、行政指令和群众运动
五管控导向:“弱发展,强管控”及其成因分析
第四章 发展型体制1978—1997: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松动与瓦解
一 指令型体制向发展型体制的过渡阶段1978—1981
一管控者权力配置的变化:行业管理权的统一及其与药政管理的分野
二第二次整顿药厂及其局限
二 发展型体制的建立与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弱化1982—1991
一管控对象:放权让利与事业企业化改革
二管控者:部门政治与地方分权
三 过度竞争局面的出现与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瓦解1992—1997
一管控对象:市场化与过度竞争的出现
二管控者:失灵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 发展型体制: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中的药品管理体制特征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相对分开
二管控风格:乏力的专业管控与群众监督
三管控目标:产业发展与市场化
四管控工具:行政专营、法律禁止、经济处罚
五管控导向:“强发展,弱管控”及其成因分析
第五章 监管型体制1998年至今:政企事利益关系的重构与制度化
一 监管型体制的建立与稳固1998—2001
一发展型体制的成就与弊端
二医药产业界的利益诉求
三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四监管型体制的初步建立
五来自地方的挑战
六来自部门政治的挑战
七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二 “强发展,强监管”:“监、帮、促”阶段的药监改革2001——2007
一对药品生产的监管:药品审评集权、“地标升国标”与强制推行GMP
二药品经营领域的监管:强制推行GSP改造和倡导连锁经营
三对医疗机构用药的监管:制剂整顿与建立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四药品抽验经费体制的改革及其评价
三 药监改革背后的监管型国家建设逻辑
一明确监管意愿:加强监管独立性的建设
二避免信息失灵:增强监管信息能力的改革
三优化政策执行:强化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尝试
四 监管型体制:风险社会中的药品监管体制特征解读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完全分离
二监管风格:以专业监管为主,群众监督为辅
三监管目标:“监、帮、促”,平衡质量监管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主要的监管工具:产品和技术标准、特许制度、信息提供
五监管导向:发展与监管双强及其成因分析
第六章 监管失灵与优质监管: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约束因素及对策分析
一 强大的产业发展关怀:冲突的监管意愿
二 过度竞争的产业格局:高昂的监管信息成本
三 指令型计划经济的惯性:行政色彩浓厚的监管风格
四 缺乏制约与参与的监管权力结构:寻租导向严重的监管腐败
五 地方发展主义与监管集权主义的冲突:滞后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
六 走向优质监管:如何可能
一优质监管的概念及其分析
二走向优质监管:中国药监体制改革的五大方向
第七章 结论:药品监管与监管型国家的建设
一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瓦解:从指令型国家走向监管型国家的动因
二 转轨监管型国家:特征及含义
一监管者的特征:企业型官僚与政监合
二监管对象的特征:过度竞争、人为风险与灰色参政
三监管过程的特征:发展导向、行政色彩、群众路线和低问责性
三 可能的贡献与局限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英文部分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