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 年4 月中旬发表了马尔科姆· 摩尔（Malcolm
Moore）的署名文章，题为“中国——世界的新统治者”（China：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说邓小平这位现代中国工程师曾警告继任者要保持头脑冷静，保持低调。但“随着奥运将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高调，有关中国如何改变世界的信息突然狂热起来，出版商无法自控”——他这篇文章是带有政治评论性质的书评，讨论两本跟中国崛兴相关的专著。
第一本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前主编埃莫特的新书《对手：中印日三国角力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十年》（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第二本则是印度裔美国外交学者简纳（Parag Khanna）的《第二世界：世界新秩序下的帝国和影响力》（The
Second World：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亚洲三国与世界三国
马尔科姆·
摩尔指出：埃莫特这位日本国情专家特别关注日本与中国、印度的关系，并提出一种令人向往的可能性——“生机勃勃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单一市场延伸，从东京到德黑兰，无处不在”，然而，《对手》一书指出亚洲“微笑外交”背后的“三国演义”，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角力可能破坏三国之间的共同成就。这是亚洲范围内的“新三国志”。马尔科姆·
摩尔又指出，简纳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得出一个论点：世界正分裂成三个帝国——美国、欧盟和中国；欧盟扩张必须面对自我更新的问题，因为新成员担心会变成欧盟的遥远边界。亚洲国家倒是不怎么视中国为威胁，因为中国崛起正好给友好国家创造了空前的经济机遇。研究员简纳是智囊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他2008
年1 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告别霸权”（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的文章，直指美国霸权的没落已成既定事实。他指出，无论谁成为美国下任总统，都无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衰退，欧盟与中国相继崛起，将与美国鼎足而立，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新三国时代”（The
New Big
Three）。这篇文章很明显是为《第二世界》这本新书做好热身准备。简纳在文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可能在十年后便正式落幕，踏入21
世纪，世界出现新格局——中国和欧洲崛起，导致美国霸权的“单极世界”瓦解，正逐渐演变成“三极世界”。美国、欧盟与中国这“新三国”势必相互牵制，吸纳“第二世界”国家——中国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委内瑞拉迅速扩大，而印度、泰国、越南、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则向欧盟靠拢。据简纳分析，欧盟魅力在于它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和货币系统。埃莫特的《对手》大概以欧美读者为对象，他把“中国威胁论”
改写为“亚洲是一个危险的地区”，但他非常聪明地指出：与其说这种威胁在于亚洲将要挑战西方，不如说亚洲三强——日本、中国和印度将会相互对抗。这论调当然有其道理，那么，我们也得要问：在欧洲，何尝不是存在英、德、法、俄的竞争？
欧洲的大实验与美国的对策
法国哲学教授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早在1991 年便发表“今日欧洲的种族主义与政治”（Racism and
Politics in Europe
Today）一文，他借用马克思所说的“欧洲已不存在一个本来意义的国家”，指出欧洲旧势力的“幽灵”从两个方面渐渐被削弱：其一是各种新生的种族共同体——尽管在形式上仍是主权国，但已经不再是严格的现代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了，因为它们还没有割开国家与种族共同体之间的脐带；其二是多重跨国环节，从跨国资本到卡特尔（cartel，即资本主义垄断的一种形式，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亦即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主要对象），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共同体——他所论说的，正是今日的欧盟及其精神价值。简纳在讨论“第二世界”向“新三国”靠拢的趋势时指出：“第二世界”并不是单纯地选择市场，同时也得要解决各自面临的政治、经济上的课题，战略性地选择合作伙伴。欧盟正好创造了新理想的模式：政治、军事矛盾可以通过欧洲式统合来解决。简纳近十年走遍他论述的“第二世界”：东欧、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手头上有大量“第二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他的新书显然并不是躲在书斋里的空想。简纳也提出了美国面对“新三国时代”的应对方式——首先，必须放弃“国家利益优先主义”，继而将“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视为大前提，还要以国务院代替国防部负责国家安保最前线，其他对策，包括派遣和平团与英语教师到世界各地积极进行民间外交，最终引致亚洲资金再次流入美国。问题也许就在于所谓“普世价值”——它存在吗？它是否既适用于西方世界，也适用于东方世界？既适用于基督文明，也适用于伊斯兰文明，同时又适用于儒学和佛学的文明？加拿大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说得好：“欧洲史就是一部‘自由’的成长的历史。”这句话虽然现在少有历史学者认同，却是深植于欧洲文化遗产的核心。他在《欧洲历史的塑造》（The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一书中指出：20
世纪初是没有欧洲通史的——站在德国人的观点，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欧洲史；站在法国人的立场，一部法国史就是一部欧洲史。欧盟日渐壮大，这个政治与经济的“超国家体制”（Supra-national
Authority）的历史必然是一部“自由”的成长的历史。
麦克尼尔提出的欧洲史，极近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那一代人所说的“维多利亚史观”（Victorian
historiographies）——有意识地引用“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所高举的正是“自由的成长”的鲜明旗帜。然而，这套史观的正确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受到质疑，麦克尼尔另有见解，他提出与其批评旧观念，不如以新的论点研究欧洲史。
麦克尼尔主张，“文明”从核心向周边扩张，世界文明互有关联——此作为欧洲史发展的骨干，即可说明20
世纪以降的欧洲文明缘何方兴未艾，不像希腊、罗马及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那样，从兴盛走向衰亡。
全球化的噩梦
欧洲人在享受工业文明和高度社会福利生活的同时，正在谋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在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眼中，欧洲人正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和平统一的伟大实验。欧盟27 个成员国最近与16
个阿拉伯国家结盟，扩张成拥有43 个会员国的“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无疑就是一个比欧盟本身更伟大的梦想。
另一位萨缪尔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 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早就指出：全球化经济一方面凝聚了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却激化了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导致不同形式的聚合的力量对抗不断分裂的强权。他认为在全球化中不总是只有获益者，美国共和党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而且美国社会很短视，只关心自己的现状，不考虑别人和明天，以各种债券和按揭手段吸纳并挥霍比美国穷得多的国家的储备——这是全球化的噩梦。
罗伯特· 萨缪尔森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就预言中国势必成为世界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而且这预言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事实的本质正随着国际大气候不断演化。萨缪尔森不断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全球化令每个人都得益只是一个“局部的真理”，有时甚至是一个谎言——这一代的生活比父辈好。父辈生活又比祖父辈好，皆因强劲的世界性经济增长，但千万不要忘记，在双赢局面以外，也有不少一赢一输的局面——全球化最大的恶果就是贫富悬殊日趋恶化。全球化一方面提高了西方社会的富裕程度，另一方面制造了更多、更大的危机——也许全球化进程应放慢一些，但不应停下来，富国全力援助深受全球化之苦的穷人才是持续发展的正道。
罗伯特·
萨缪尔森的全球化观点很清晰：现代世界一直存在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边界——自由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廉价劳动力进入你的国家的替代物。欧盟吸纳新的成员国，不仅仅是经济决定，也是社会决定——要么就让劳动力廉价外派，要么就允许廉价的劳动力入境，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社会矛盾，爆发社会冲突以至跨国贸易战争。如此说来，欧盟乃至“地中海联盟”尽管形势大好，但内部仍有大量亟待解决的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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