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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经典是一种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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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雅舍忆旧》是梁实秋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文章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梁一生中重要的历程,包括人、事,交往,如老舍、冰心、叶公超等人的故事。其中《槐园梦忆》深情叙述了他与妻子程季淑五十三年相濡以沫的传奇爱恋;《忆冰心》展现了他与冰心老人五十年的相知相惜;《忆老舍》记载了抗战时期老舍等人与他在重庆“雅舍”的交往和友情;更多的则是他在远离故乡的三十八里对故土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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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梁实秋(1903-1987)
20世纪华语文坛一代文学宗师,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享誉海峡两岸几十年,代表作有《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译)、《沉思录》(译)等。
梁实秋的散文富有文趣之美,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文字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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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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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清华八年
我在小学
清华八年
清华七十
琵琶记的演出
海 啸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回忆抗战时期
第二辑 雅舍怀人
酒中八仙
想我的母亲
回首旧游
徐志摩的诗与文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叶公超二三事
怀念陈慧
关于老舍
忆老舍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但恨不见替人!”
悼齐如山先生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忆冰心
记张自忠将军
第三辑 槐园梦忆
槐园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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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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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清华八年】
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我在小学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描红模子,念字号儿。所谓“红模子”就是红色的单张字帖,小孩子用毛笔蘸墨把红字涂黑即可。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类。描红模子很容易描成墨猪,要练得一笔下去就横平竖直才算得功夫。所谓“字号儿”就是小方纸片,我父亲在每张纸片上写一个字,每天要我认几个字,逐日复习。后来书局印售成盒“看图识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画,就更有趣了,我们弟兄姊妹一大群,围坐在一张炕上的矮桌周边写字认字,有说有笑。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母亲经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计,一面看着我们,身边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着在小小的脑袋上敲一记是很痛的。在那时体罚是最简截了当的教学法。
不久,我们住的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开了一个学堂,离我家只有四五个门。校门横楣有砖刻的五个福字,故称之为五福门。后院有一棵合欢树,俗称马缨花,落花满地,孩子们抢着拾起来玩,每天早晨谁先到校谁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我总是拾得最多。有一天我一觉醒来,窗棂上有一格已经有了阳光,急得直哭,母亲匆忙给我梳小辫,打发我上学,不大工夫我就回转了,学堂尚未开门。在这学堂我学得了什么已不记得,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一色的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
在这个学堂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阵。不知怎么,这学校关门大吉。于是家里请了一位教师,贾文斌先生,字宪章,密云县人,口音有一点怯,是一名拔贡。我的二姐、大哥和我三个人在西院书房受教于这位老师。所用课本已经是新编的国文教科书,从“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开门见山”,以至于“司马光幼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段就没有经历过。贾老师的教学法是传统的“念背打”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从未实行过。不过有一次我们惹得他生了大气,那是我背书时背不出来,二姐偷偷举起书本给我看,老师本来是背对着我们的,陡然回头撞见,气得满面通红,但是没有动用桌上放着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还有一次也是二姐惹出来的,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来分钟。老师渐渐觉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画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日久季节变幻阴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动,朱笔线也就一条条地加多。二姐想到了一个方法,趁老师不在屋里替他加上一条线,果然我们提早放学了,试行几次之后又被老师发现,我们都受了一顿训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进了大鹁鸽市的陶氏学堂。陶是陶端方,在当时是满清政府里的一位比较有知识的人,对于金石颇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历任要职,声势煊赫,还知道开办洋学堂,很难为他了。学堂之设主要的是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为他家人口众多,不过也附带着招收外面的学生,收费甚昂,故有贵族学堂之称。父亲要我们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学费负担投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却大失所望。所谓新式的洋学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这学堂读了一年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是让我认识了一些丑恶腐败的现象。
陶氏学堂是私立贵族学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阶级原无足异。但是有些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陶氏子弟上课时随身携带老妈子,听讲之间可以唤老妈子外出买来一壶酸梅汤送到桌下慢慢饮用。听先生讲书,随时可以写个纸条,搓成一个纸团,丢到老师讲台上去,代替口头发问,老师不以为忤。陶氏子弟个个恣肆骄纵,横冲直撞,记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飞扬跋扈。他们在课堂内外,成群地呼啸出入,动辄动手打人,大家为之侧目。
国文老师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教我们读诗经。他根据他的祖传秘方,教我们读,教我们背诵,就是不讲解,当然即使讲解也不是儿童所能领略。他领头扯着嗓子喊“击鼓其镗”,我们全班跟着喊“击鼓其镗”,然后我们一句句地循声朗诵“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他老先生喉咙哑了,便唤一位班长之类的学生代他吼叫。一首诗朗诵过几十遍,深深地记入在我们的脑子里,迄今有些首诗我能记得清清楚楚。脑子里记若干首诗当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价!一部分童时宝贵的光阴是这样耗去的!
有趣的是体操一课。所谓体操,就是兵操。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线袜,黑皂鞋。裤腿旁边各有一条红带,衣服上有黄铜纽扣。辫子则需盘起来扣在草帽底下。我的父母瞒着祖父母给我们做了制服,因为祖父母的见解是属于更老一代的,他们无法理解在家里没有丧事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穿白衣白裤。因此我们受到严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后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裤脚管要高高地卷起来,才可以从屋里走到院里,下学回家时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里赶快换装。在民元以前我平时没有穿过白布衣裤。
武昌起义,鼙鼓之声动地而来,随后端方遇害,陶氏学堂当然立即瓦解,陶氏子弟之在课堂内喝酸梅汤的那几位以后也不知下落如何了。这时节,祖父母相继逝世,父亲做了一件大事,全家剪小辫子。在剪辫子那一天,父亲对我们讲了一大套话,平素看的《大义觉迷录》、《扬州十日记》供给他不少愤慨的资料,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但是在发动并州快剪之际,我们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项城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
公立第三小学在东城根新鲜胡同,是当时办得比较良好的学校,离我家又近,所以父亲决定要我和大哥投入该校。校长赫杏村先生,旗人,精明强干,声若洪钟。我和大哥都编入高小一年级,主任教师是周士菜先生,号香如,山西人,年纪不大,约三十几岁,但是蓄了小胡子,道貌岸然。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启蒙业师。他教我们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他的教学方法非常认真负责。在史地方面于课本之外另编补充教材,每次上课之前密密匝匝地写满了两块大黑板,要我们抄写,月终呈缴核阅。例如历史一科,鸿门之宴、垓下之围、淝水之战、安史之乱、黄袍加身、明末三案,诸如此类的史料都有比较详细的补充。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费心讲授,而且不占用上课时间去写黑板。对于习字一项,他特别注意。他用黑板槽里积存的粉笔屑,和水作泥,用笔蘸着写字在黑板上作为示范,灰泥干了之后显得特别的黑白分明,而且粗细停匀,笔意毕现,周老师的字属于柳公权一派,瘦劲方正。他要我们写得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同时他也没有忽略行草的书法,我们每人都备有一本草书千字文拓本,与楷书对照。我从此学得初步的草书写法,其中一部分终身未曾忘。大字之外还要写“白折子”,折子里面夹上一张乌丝格,作为练习小楷之用。他知道我们小学毕业之后能升学的不多,所以在此三年之内基础必须打好,而习字是基本技能之一。
周老师也还负起训育的责任,那时候训育叫做修身。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子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远不敢不保持整洁。老师本人即是一个榜样。他布衣布履,纤尘不染,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迈大步昂首前进,几乎两步一丈。讲起话来和颜悦色,但是永无戏言。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我父亲很敬重周老师的为人,在我们毕业之后特别请他到家里为我的弟弟妹妹补课多年,后来还请他租用我们的邻院作为我们的邻居。我的弟弟妹妹都受业于周老师,至少我们写的字都像是周老师的笔法。
小学有英文一课,事实上我未进小学之前就已开始从父亲学习英文了。我父亲是同文馆第一期学生,所以懂些英文,庚子年乱起辍学的。小学的英文老师是王德先生,字仰臣。我们用的课本是《华英初阶》,教授的方法是由拼音开始,ba、be、bi、bo、bu,然后就是死背字句,记得第三课就有一句Is
he of us?“彼乃我辈中人否?”这一句我背得滚瓜烂熟。老师一提Is he of
us?我马上就回答出“彼乃我辈中人否?”老师大为惊异,其实我在家里早已学过了。这样教学的方法使初学英文的人费时很多,但未养成初步的语言习惯,实在是精力的浪费。后来老师换了一位程洵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有时穿着半身西装,英语发音也比较流利正确一些。我因为预先学过一些英文,所以在班上特感轻松,老师也特别嘉勉。临毕业时程老师送我一本原版的马考莱《英国史》,这本书当时还不能看懂,后来却也变成对我有用的一本参考书。
体操老师锡福先生,字辅臣,旗人。他有一副苍老而沙哑的喉咙,喊起立正、稍息、枪上肩、枪放下的时候很是威风。排起队来我是末尾,排头的一位有我两个高。老师特别喜欢我们这一班,因为我们平常把枪擦得亮,服装整齐一些,而且开正步的时候特别用力踏地作响,给老师作面子。学校在新鲜胡同东口路南,操场在西口路北,我们排队到操场去的时候精神抖擞,有时遇到操场上还有别班同学上操未散,我们便更着力操演,逼得其他各班只有木然呆立瞠目赞叹的份儿。半小时操后,时常是踢足球,操场不画线,竖起竹竿便是球门,一半人臂缠红布,笛声一响便踢起球来,高头大马横冲直撞,像我这样的只能退避三舍以免受伤。结果是鸣笛收队皆大欢喜。
我的算术,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亦无须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现在我当然明白,是我自己笨,怨不得谁。手工课也不容易应付,不是抟泥,就是削竹,最可怕的是编纸,用修脚刀把彩色纸划出线条,然后再用别种彩色纸条编织上去,真需要鬼斧神工,在这方面常常由我的大姐帮忙,教手工的老师患严重口吃,结结巴巴的惹人笑。教理化的李秉衡老师,保定府人,曾经表演氢二氧一变成水,水没有变出来,玻璃瓶炸得粉碎,但是有一次却变成功了。有一次表演冷缩热胀,一只烧得滚烫的钢珠,被一位多事的同学伸手抓了起来,烫得满手掌溜浆大泡。教唱歌的是一位时老师,他没有歌喉,但是会按风琴,他教我们唱的“春之花”我至今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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