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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金砖四国”之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娓娓道来你知道和你不知道的:
重新定义世界增长版图
高盛眼中的金砖之国、N-11国、成长型市场……
一切新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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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十年前,高盛的吉姆·奥尼尔做出了惊人的预测:美国、英国、日本等七国集团将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力量将超过西方最大的经济强国。金砖四国的概念应运而生。
这一概念比其他经济思想更有力、更准确地定义了21世纪。金砖四国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全部已跨入世界经济前列。这个概念引发了经济社会变革,创造了新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商界领袖、政府机构和决策层的思维方式。
然而未来究竟怎样发展?金砖四国能否继续保持无与伦比的增长速度?还有哪些国家将促使经济力量进一步往南、往东扩张?
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介绍了自己为何以及如何创造了“金砖四国”的经济概念,同时结合“N-11国”(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土耳其和越南)的前景,重新定义了那些最具潜力转变为成长型市场的国家。
世界需要经济增长,世界需要了解《高盛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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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
现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奥尼尔于1995年进入高盛集团,后升至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奥尼尔带领团队进行金砖四国分析,于全球率先提出“BRICs金砖四国”的概念。他被《商业周刊》誉为“高盛公司的摇滚明星”。
奥尼尔还身兼SHINE慈善组织的主席,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欧洲智囊机构Itinera、比利时智囊机构Bruegel的董事会成员。
奥尼尔酷爱足球,一直担任曼联足球俱乐部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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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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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勇往直前的经济增长
第1章 金砖四国的诞生
第2章 从新兴到振兴
第3章 金砖各国
第4章 新成长型市场
第5章 资源是否充足
第6章 消费
第7章 新联盟展望
第8章 世界新秩序
第9章 投资与繁荣
结语 更加美好的世界
致谢
注释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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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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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金砖四国的诞生
还是在我做演讲的两个月前,金砖四国这个想法就开始在我的头脑里浮现。两个月后,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万豪酒店召开,我在会上发表演讲,探讨“美元的前景”。演讲中,我谈了做外汇经济师的很多经历,但我压根儿没有提到金砖四国。其实,在当时的金砖经济体中,我密切关注的只有中国。两天后,我返回伦敦,往返于大西洋两岸的三天旅程让我深感疲惫。那时,我在高盛公司全球经济部担任联席主管。午后,我参加了一场音频视频会议,同高盛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高级经济师交换意见。这里,全球化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纽约、东京、香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观点喷涌而出,而身处伦敦的我也在踊跃发言。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另一位联席主管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即将离任的事。加文是全世界最受尊崇的经济师之一。当天,他提前离开会场,去英国广播公司参加总裁职位的最后一轮面谈。没过多久,加文回来说一架飞机撞向了双子塔。由于无法了解确切情况,我们继续开会。几分钟后,纽约的同事站起来离开了视频画面,未做任何解释。
曼哈顿下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在随后的几天,我收到很多电子邮件。有的来自前几天在纽约刚见过面的朋友和同事,有的来自在那天会上听过我演讲的人,有的则来自我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都在讲述那个可怕的上午人们如何逃离恐怖袭击的惊险故事。还有一些人虽然惊讶,但仍旧向我索要会上展示的图表资料,了解我对美元的看法。
音频视频会议技术可以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同事轻松交谈,同样也可以向我们展现恐怖分子制造破坏的残酷现实。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双子塔燃烧、倒塌的过程。先进的通信技术能把群体恐慌传到世界各地,这种即时性让人不寒而栗。很明显,恐怖分子也已深谙媒体的这种本质。
随着事业的稳步发展,我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很多想法,而“9?11”事件,更是激发了我的这些想法。我不禁联想到了全球化的利与弊。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思考全球经济增长,有没有一种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路。
我感觉,全球化已经变成了美国化,但并不是世界每个国家都欢迎美国化。不过,只要人们撇开国家、文化或政治体制的顾虑,只考虑全球化本身,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商品、服务、货币甚至政治影响力的交换与交流能够更加自由开放,那么就会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的财富,而并非仅限于精英阶层。
后来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加文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之职,而我则需要独立承担起高盛公司全球经济部的领导责任。我感到无上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在加文的带领下,全球经济部已然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小组。团队成员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个个都被看做是分析经济大国特别是七国集团的顶尖高手。挑起他的重担,不辱全球经济部的盛誉,我何德何能?
下面的个人简历也许可以说明我忧心忡忡的原因。直至1995年进入高盛公司以前,我都是个“爱闹的经济师”,常常把交易所的自由无序与古典经济理论混为一谈。我的专长是外汇交易。1982年,我在英国萨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进入外汇交易领域。由于在读书期间借了不少钱,我需要找一份高薪工作,所以我来到伦敦金融城。由于没上过牛津、剑桥之类的名牌大学,英国那些传统的清算银行对我而言肯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那个年代,人们更看重名校的身份。最后,给予我工作的是美国银行。美国银行的名字很像英格兰银行——英国央银,让我误以为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我承认那时的我有点憨厚。不过,美国银行确实给了我机会,我很感激。
在美国银行,经济分析的学术气很重,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我要分析的第一个国家是意大利。每个月我都要与旧金山总部的经济师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意大利货币里拉未来五年的前景。里拉非常不稳定,很多时候我们连当日交易点都无法确定,更何况未来五年。但几次会议后,我可以告诉你,有些人预测意大利即将违约,而且时间精确到分。当时,意大利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与今天不相上下,但意大利磕磕绊绊,始终没有走到违约的边缘,这让我意识到,金融界到处都是眼高手低的人。
后来,我转到美国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
Bank)伦敦分行,1985年,我又转到海丰银行纽约分行。我喜欢纽约。这里只看你能力是否突出,说话是否有理,其他无关紧要,这种能者为王的制度很合我意。到纽约后,我担任的职位是交易所经济师,主要时间都在与喧闹纷杂的外汇交易界打交道。我从一些最积极、最聪明的交易员那里学到了很多。
工作的其中一环包括守在电传机旁边接收电传。我可以看到最新消息,并加以分析。倘若德国联邦银行(德国央行)提高利率,这对美元德国马克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交易员又该如何利用这条消息?我必须让我的正规训练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外汇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的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外汇市场就像世界最大的果蔬店。每个人都知道任何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毫无隐秘可言。你可以从星期日晚上8点开始进行欧元美元兑换,一直到下周五晚上10点为止。再也没有其他这样的市场了。如果你想挣钱,就必须灵活变通,有时甚至与传统背道而驰。你必须问问自己,其他投资商有没有进场得太早或太晚。你必须时刻警告自己,不要盲目轻信大众舆论,因为在一个规模极大、流动性极强、海量信息充斥的市场中,只要情况稍有波动,你就很容易被判出局。
要想在外汇市场做到万无一失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何外汇市场往往会吸引高手的原因了。这类人时刻准备抓住高风险、高回报的机遇,他们可能大赚也可能大亏。只有他们敢于突破外汇交易的群体思维。(说到这一点,让我们快进到2010年的春天,我正在高盛公司投资总监会议上主持一场讨论。当时正值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希腊受困,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认为到今年年底欧元对美元走强的有哪些人?”两个人举手。我接着问:“认为走弱的有哪些人?”其他人都举起了手。当然,到了年底,欧元要坚挺得多。这类经历成就了我如何以一个经济师的身份去思考和看懂这个世界。)
1988年,我进入瑞士银行,在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部门工作。不到一年,我开始主管瑞士银行的全球研究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股票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识到,研究部门的主管工作,除了要管人,还要出些有意思的法子,供内外沟通交流。我周围有几个欧洲大陆的同事,他们似乎对欧洲货币联盟(EMU)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可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思考债券市场的增长潜力,好为欧洲共同体服务。欧洲共同体是欧盟的旧称。
当时,统一货币的思想大体上仍然处于规划阶段,没有落到实处。不过我相信,统一过程势不可当,欧洲各国债券市场迟早要适应新的现实。实际上,从1981年起,用这种尚未采用的通用货币来计值的债券是可以购买到的。现在的欧元在当时被称为欧洲货币单位(ECU)。1990年,我建立模型来跟踪ECU债券的交易情况。虽然模型极为简单,但却有助于瑞士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建立可靠的品牌形象。
欧洲货币联盟这段研究经历是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它教我学会了关注大局。早在海丰银行供职的时候,我就已经充分了解了欧洲各大货币的情况。我认识的很多交易员都只专注于某几种货币的交易,如日元对里拉的交易。意大利货币波动频繁,这就意味着总有很多挣钱和亏钱的机会。很多交易员常因错失良机而落泪。欧元登场后,外汇交易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机遇。
说来也巧,1990年是我建立ECU债券模型的一年,也是我初次到中国的一年。从那以后,我每年至少要到中国来一次。我最早接触的是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管理人员(其中有些人还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当初没有料到,那些早年的拜访为我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做了准备,进而决定了我日后的职业生涯。
20世纪90年代初,认为美元必须走弱的经济师越来越多,我也秉持这一观点。我预测,美元对日元将会出现大幅度下跌。我认为,美元不贬值,美国就无法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实践证明,我是正确的。而我对美元日元的这种判断,很可能就是我在投资银行界和对冲基金界名气大增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以股东身份加入高盛公司,这里汇集了各大银行的顶级经济师。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到高盛,我就到处寻找点子。
我开始期待着经常到中国拜访。我每次来中国,都能看到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我对中国刮目相看。危机中,亚洲多国货币价值暴跌。我认为,虽然亚洲很多国家的过度借贷是那次危机的核心原因,但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1995年中期日元由强转弱,特别是当日本将需要下大力气从资产泡沫破裂中恢复过来,利率将保持较低水平的消息开始明朗以后,日元在1996年、1997年两年大幅走弱。对于亚洲很多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日元走弱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1973~1997年,日元对美元从400日元上涨到80日元,亚洲很可能认为,日元将永远上涨下去。当日元从1995年中期开始走弱,就暴露了所有借入大量美元的亚洲国家和公司。在日元走强时,这些国家和公司的债务是可以控制的,甚至还可以缩减,因为它们可以向日本出口商品,用获得的日元来偿还美元债务;一旦日元走弱,用现金分期支付美元债务及其利息的成本就开始上升。另外,随着美元对日元上涨,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日本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兴趣随之下降。亚洲货币从泰铢开始出现暴跌。
倘若据此推断,那么这场危机就应该逐一击垮亚洲各国,最终导致中国大乱才对,但没有,中国表现出了一种我前所未见的精明和全球意识。中国似乎在想,为了防止危机扩散,中国必须采取全球观点,承担全球角色,而不是局限于内地。
由于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和日元的关系,所以中国政府给白宫打电话,告诉美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就让自己的人民币贬值,这很可能会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支持日元意味着与美国支持强势美元的既定政策相违背,但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和财政部部长鲍勃?鲁宾听取了中国的建议,开始购入日元。危机停止扩散,举措取得成效。这说明中国不但拥有经济头脑,而且政治力量也日渐成熟。有些人对美国干预所发挥的作用心存异议,认为是其他因素导致日元升值,才让亚洲危机缓和下来。但在我的书里,中国确实扮演了重要的全球角色,说服美国支持自己的立场。我本人对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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