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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图书馆，其秩序模仿一种离奇的联想，不明内情的人看来是任意排列，而事实上遵从某种深刻的个人的逻辑？至少，我能想到一个实例。 1920年，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刚刚出任汉堡新大学（New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正在写作他开创性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有一天，他要求去访问著名的瓦尔堡图书馆；该馆建于三十年前，创始人为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根据瓦尔堡对宇宙的看法，哲学书放在占星术，巫术以及民俗学书籍的旁边；艺术概要与文学及宗教书籍紧密相邻，语言教科书与神学，诗歌，美术书籍挨在一起。卡西尔由助理馆长萨克斯尔（Fritz Saxl）领着穿过这个独特的书库，巡视结束后对主人说：“我永远也不再来了。如果再到这个迷宫来，我肯定会找不着方向的。”［210］ 多年以后，卡西尔解释他的困惑：“[瓦尔堡的]图书馆不单是图书的收藏，而是问题的目录。并不是图书馆的主题布局给了我压倒一切的印象，而是图书馆本身的组织原则，它远比主题的延伸更重要。在这里，艺术史，宗教史与神话史，语言文化史不仅摆放在一起，而且互相联系，围绕着一个理念中心。”［211］瓦尔堡于1929年去世后，卡西尔把图书馆阅览室里沿椭圆形墙壁布置的书架比喻为“魔法师的一口气” 。对卡西尔来说，按瓦尔堡的复杂思想进行安排的书，就像普洛斯贝罗（Prospero，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的魔法师。——译者注）的书一样，是他生命力的堡垒。 阿比?瓦尔堡生于1866年6月13日，是一位犹太银行家的长子。在照片里，他身体矮小，表情羞怯，双眼黑而有神。在一份自娱的问答表中，他把自己描写为“一个矮小的留着黑色小胡子的先生，有时候用方言讲故事”。［212］他父亲要求他信仰正宗犹太教，继承银行家业，他却性格不合，难以从命，因此患上了焦虑和忧郁综合症。为了寻找解脱，他沉浸在书的世界中，对于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美洲土著文明以及佛教都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似乎无法接受任何单一学科或学派的约束。驳杂的好奇心成为他学问的特点。 他幼年便开始热爱书本和图画，他还记得在六岁时就看到巴尔扎克《夫妻生活中的小烦恼》的绝妙插图，其中描绘女人哭泣，男人发怒，小孩尖叫，仆人开心等家庭闹剧场面，排演出中产阶级婚姻生活的不幸。这些人物吸引着孩子，使他梦寐难忘。过了几年，他又贪看“红色印地安人故事”的书本。这些冒险故事和图画提供了“一条道路，使我从恼人的现实中逃出来，忘掉孤立无援的处境”。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恨和失望（瓦尔堡称之为“痛苦的情绪”），便努力寻找“一种宣泄，通过虚构的残酷幻想，来反抗真实的残酷”。［213］他的同胞弟妹回忆，当年他总是坐在书堆里，每张纸片都要读上一遍，甚至家中的百科全书，也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 不仅是读书，收藏图书也成为瓦尔堡的生活必需。十三岁生日那一天，他决心不追随父亲的事业和宗教信仰了，向弟弟马克斯建议作一次交换，他让出作为长子接管家族事业的特权，而马克斯允诺为他购买他想要的所有书籍。十二岁的马克斯表示同意。从那时起，忠实守信的马克斯提供资金购买的大量图书就成为瓦尔堡图书馆的核心。 瓦尔堡收集图书的热情从来就不是漫无目的的。相反，他读书似乎很早就针对某些专门问题。我们多数人回想过去，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最初阅读中某些兴趣的萌芽，直到很久以后才明显成形，这些萌芽始终在激动着我们，我们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瓦尔堡幼年读书的热情后来在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名著《拉奥孔》中才找到了理论解释。他第一次读到这本经典作品时已经二十岁，正在波恩大学上学。［214］莱辛的《拉奥孔》成为瓦尔堡的神奇“试金石”。在此六十年前，年老的歌德写道：“只有年轻人才理解莱辛的《拉奥孔》对我们的影响。这部著作把我们从一种静观的境界拉出来，引进爽朗自由的思想境界。诗亦犹画（ut pictura poesis）的说法多年以来被误解，从此一扫而空。诗与画的顶峰看起来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根本上是非常接近的。”［215］在莱辛的著作中，青年瓦尔堡不仅认识到探索形象与文字这两个不同系统的强大论证力量，而且获得了重要的观念：每个时代都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温传统的某一方面，藉以建立本身的象征与意义系统；瓦尔堡把这个现象称为“古代遗留的残迹，纯粹历史性的问题。”［216］瓦尔堡思考中逐渐成形的问题就是：最古老的象征是怎样在不同时代不断更新的？这些不同的更新形象又是怎样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他思想发展中最响亮的一个字眼就是Kompatibilitaet，“和谐共存”[217]——通过联想获得经验。因此，他借用批评家赫林（Ewald Hering）的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图书馆——“记忆”。瓦尔堡认为他的图书馆就有“有组织的记忆”。[218] 瓦尔堡从少年时代开始收集图书，1909年把藏书迁移到汉堡海尔维希大街的新住宅。这完全是私人的书斋，其组织编排遵照独特的个人癖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年，如何组织一个最好的图书馆，在德国有着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按题材的等级次序编目，以便引导读者从一个知识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另一派主张按照书卷的大小和获得的日期来安排次序。（后者也是中世纪某些图书馆成功使用过的系统。）[219]瓦尔堡对两派的方法都不满意，他要求自己的收藏有一种流动性与灵活性，既不受题材拘束，也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萨克斯尔在1943年谈到瓦尔堡怎样回应当时的情势：在书籍生产大量增加的时代，机械式的编类方法正在迅速代替“学者凭细致阅读得到的熟悉感觉”，瓦尔堡认识到这种危险，提出“好邻居规律”。在很多情况下，某人最熟悉的书并不是他需要的书，而书架上某个不相识的邻居都包含着极重要的信息，尽管从书名上往往看不出来。“关键的想法是所有的书要聚在一起，每一本都包含或多或少的信息，邻居之间互相补充，这样，读者就可以凭这些书名领会人类思想史的巨大力量。瓦尔堡认为书籍不仅是研究问题的工具，集合在一起的书籍还表现人类思想的常态及其不断变化的各个方面。”［220］ 不光是对书，瓦尔堡对形象也有强烈的记忆，能将各种图像互相联系，织成美丽的锦绸，用片断短文写出他的看法。他在研究古代艺术品目录的时候，常把感兴趣的题目写在卡片上，然后用密密麻麻的文字发自己的评论，并把这些文字称为“稠鳗鱼糊文体”。[212]他把卡片按照一种复杂多变的系统分装在小盒子里。了解瓦尔堡的人都说，他有一种“本能在引导他编写某些感兴趣的题目的图书目录，还使他不断重新安排书架上的图书，以服从他在特定时期的思路。瓦尔堡认为，图书馆首先是一串联想的集结：一个联想产生另一个新的联想或一段文字，如此发展下去，最后让读者又回到最初的一页。在他看来，每个图书馆都是连环状的。 瓦尔堡书斋的阅览室为椭圆形，他称之为“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室（di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他把这个图书室贡献给希腊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即缪斯女神的母亲。瓦尔堡认为人类历史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努力，要用语言和形象来表达古老的经验——与其说是个体的经验，还不如说是铭刻在社会记忆中人类整体经验。瓦尔堡和他的同代学者一样，深受德国神经生理学家塞蒙（Richard Semon）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为人类的情绪提出了生理学的解释。塞蒙认为记忆是区别生命体与死物的特质。任何影响生命体的事件都会留下痕迹，能够凭记忆来加以模仿，塞蒙称之为‘记忆印迹’（engram）。瓦尔堡把这种‘记忆印迹’当作每种文化核心内活生生的纯粹象征。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某个时代（如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会受到这些象征（或其某些方面）的巨大影响，形成了文学艺术的独特音调与风格。由于这种记忆的强大力量，瓦尔堡把它描述为“成人的鬼故事”。［223］ 他的图书室本身是怎样的呢？卡西尔把它比喻为“普洛斯贝罗的堡垒”，站在其中是什么感觉呢？多数的图书室都给人一个有条有理的印象，或按主题，或按数字或字母来组织图书。瓦尔堡的图书室没有这一类的系统。当我访问在汉堡重建的瓦尔堡图书室的时候，原来的图书只剩下一小部分了。我巡视椭圆形阅览室的环状书架，心中只感到困惑。仿佛我到了一个外国城市，所有的标记牌肯定都有某种含义，但我却完全不懂。各个书架上一连串的书名，不是按有始有终的直线系统来安排。我虽然能够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某两个书名会安排在一起，但这些理由变来变去，有时十分勉强，和传统的系列（例如数字系统或字母系统）毫不相关。瓦尔堡的系统好像作诗一样。当我们念一行诗：“文字的铃声明又亮”，我们立刻就能完全领会诗人的含意。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解释，诗句本身的文字和韵律就带来了理解。但是如果诗人把他难以说清的直觉中产生的一切岔道和绕路统统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他把所有的线索和连结点都指给我们看，我们反而不能像开始那样理解了。瓦尔堡的图书室也是如此。 瓦尔堡就不会把所有的联系隐藏起来，而且还要显示其不断变化，因此，他的图书室不受任何角度的限制，是个可以不停运转的空间。在某个意义上，他的图书室显露出他思想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使他的思想有足够空间纵横驰骋。如果说，多数图书馆好像昆虫学家钉在展览柜里加上说明标签的死标本，那么瓦尔堡让来访者看到的便是一个活蚁穴，被小孩用玻璃围起来供人观察。 1914年春天，在同行的压力之下，瓦尔堡决定把他的图书室向所有学者和科学研究工作开放，而且建立了一种制度来资助外地学生到汉堡来做研究。十四年前他就向弟弟马克斯谨慎地提到这个想法，现在又回到这个庞大的计划，并与萨克斯尔讨论其实施的可能性。他这样做本来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承认自己不乐意失去辛苦创建起来的个人智力活动空间。然而，他也认识到，开放图书室是必需走的一步，既然他要探究人类复杂的象征性遗产，探究“古代世界的来生”，［224］那就只能这样做。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的计划暂时停止了。瓦尔堡从幼年就患上了交替性的焦虑症和忧郁症，在一切陷于混乱荒芫的时代，他的精神状态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失去控制，脱离了正轨。“此刻，他敏感的神经已经像地震仪那样记录了地下的震动，而其他人却完全没有听见，”一位同时代的人这样说。［225］瓦尔堡本来想研究人类非理性冲动与恐惧的早期象征性艺术和后来的艺术之间有什么联系，现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便反映了这种紧张状态。他本来相信科学可以纪录人类恐惧反应的各种变态，从而为原初的恐惧情绪提供理性的解释，现在他却看到科学制造了芥子毒气和杀人战壕，成了先进的战争工具和最新式的祭坛。 他写下许多片断的文字，附上一个警句：“你过你的日子，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226］有一个片断上说：“我们处在浮士德时代，现代的科学家们试图——在魔术的手法和宇宙学的数学之间——即在自身与客体之间争取获得深思熟虑的思维空间。”［227］1918年大战结束，他并没有感到轻松下来。两年后他感到这种距离更加遥不可及了。 1920年，面临图书馆即将向公众开放的前景，瓦尔堡再也无法承受精神上的苦恼。他进了瑞士医生宾斯旺格兄弟（Otto and Ludwig Binswanger）在克罗兹林根（Kreuzlingen）开设的著名医院。三十年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在那里接受治疗。［228］瓦尔堡住院直到1924年。他那时问道：“为什么命运要把有创造性的人放逐到永远不得安宁的地方去呢，由他去吧，管他的知识是在地狱、在炼狱还是在天堂找到的呢？”［229］ 他在住院期间康复很慢，他的思想分裂为千万个片断的形象和文句，需要努力加以聚合集中。他喜欢重复：“上帝在细节中。”然而他感到自己无法集中散乱的形象和思想，如当年卢梭所说：“我死于细节。”在宾斯旺格医生的照料下，才渐渐恢复了完整。1923年他询问医院当局，如果他证明自己精神稳定，能否放他出院。他建议给医院病人做学术演讲，4月23日发表了关于北美洲原住民祭祀蛇神仪式的讲话，那是他年轻时亲自观察到的。他在当时的一篇笔记中把自己比为杀死蛇头怪物墨杜萨（Medusa）的英雄柏修斯（Perseus）；为了避开不看怪物的毒眼，柏修斯看自己盾牌上反映的影子，杀死了敌人。瓦尔堡还写道，在中世纪柏修斯从英雄降低为占卜人，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恢复成为英雄的象征。［230］ 1924年瓦尔堡出院后，发现萨克斯克已经在家人的同意下，最终把图书室变成了研究中心。尽管他早就预见到这个变化，他仍旧受到很大的震动，感到自己无足轻重了。他在一封信后签名时，就签上了“缩小的瓦尔堡”几个字。然而这个变化又使他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精力”，他在新情况下又埋头在心爱的书堆里工作起来。 走进瓦尔堡图书室的来访者很清楚，它的基本想法，瓦尔堡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书架排列的形状，架上书名的联结，室内到处挂满了图画，一切都显示出他把思想用具体事物表现出来的关怀。他研究问题的源泉就是形象，书使他思考这些形象，用文字沟通形象彼此间的静默。瓦尔堡词汇中的关键词是“记忆”，它首先意味着对形象的记忆。 瓦尔堡未完成也无法完成的计划，是他称为“摩涅莫绪涅”（记忆女神）的巨大图像系列。这个图像收藏以织锦般的复杂组织形式表现了研究者的多种思路和途径。但是如何展现这些图像呢？如何把这些图像放在他的面前，以便进行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又随时服从他的新想法、新发现加以改变呢？萨克斯尔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瓦尔堡回到汉堡以后，萨克斯尔让他看了一些大木板，类似直立的黑板，木板上蒙上黑色粗麻布。瓦尔堡的图像可以用针别在布上，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移动位置。这些巨大的展板好像无尽的书页，页码可以变换。瓦尔堡的晚年就以它为中心进行活动。由于他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木板上的图像，他的思想就可以得到外在的体现，他还可以把流水般的评论和扎记附加在图书室的木板上。他写道：“图像和词语应该成为后人在试图自我反省、抵御本能魔法和解释逻辑之间紧张关系悲剧时的一种帮助。（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白，已写进精神病医生的档案。”［231］事实上，萨克斯尔的木板就是一本页码变化的大书，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瓦尔堡失去的私人天地。这个私人活动的领域帮助他部分恢复了精神常态。 阿比?瓦尔堡死于1929年，享年六十三岁。他死后三年，他的几卷文集在德国出版，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他的祖国没有出过他的著作。他的作品支离片断，范围很广，是他图书室的又一个翻版，是他错综复杂思想的表现，是他不寻常心智的地图。他想把自己的直觉变成科学定律，愿意相信文学艺术的惊惧和恐怖是了解事物原因和作用的阶梯。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记忆’的观念，认为记忆是欲望，欲望本身就是知识。他在一个片断中写道：“把艺术品作为某种向观众移动的带有敌意的东西来接受。”［232］他企图利用图书馆来创造一个空间，在其中不是驯服这种敌意（他明白这做不到，只能产生破坏），而是凭他好奇的智慧和敬畏心把这种敌意反射回去。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瓦尔堡图书室及其管理人员迁移到英国。六百箱书籍和家具设备都渡海到达伦敦。我喜欢想像许多船只载着多年来积累的图书航行在水中，还有一幅已逝主人的残缺画像也在船上，准备到外国去重建图书室。这些书起初存放在米尔班克（Milbank）的一所办公大楼里；三年后，伦敦大学同意存储这些图书，但不能重建椭圆形书架，按瓦尔堡的原意来摆放它们。所以，这些书只好仍旧存在米尔班克，直到1944年11月28日，瓦尔堡研究所在伦敦大学内成立。该研究所至今仍在活动。五十一年后，在汉堡市海尔维希大街原址，瓦尔堡的故居得以恢复重建，并按造原来的照片复原了图书室的布置，展出了部分的图书。任何人去访问时，都可以在阅览室稍事停留，感到瓦尔堡的精神似乎仍在这些值得纪念的书架中间孜孜不倦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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