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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好书的出版，往往是难产的。
本书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画上圆满句号
梁文道、蔡子强、十年砍柴鼎力推荐
如果你对其他的辛亥书不满意，
那么，请不要错过这一本！
本书原名《重返辛亥现场》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连续两天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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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因后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朝廷、立宪派与革命党。变革的结果，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共和立宪。
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在付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倒了君主专制，中国从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这场十年的赛跑中，大清跑输了，立宪派跑输了，革命党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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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曙明，著名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
其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已出版著作十几种，其中关于近代史的著作有：《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国的迷失》、《广州辛亥年》、《草莽中国》、《军阀》、《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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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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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难兴邦
南方人登上舞台
庙堂愈远，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袁世凯精心布局
盛宣怀与铁路
绅商阶层的壮大
第二章 动荡的江湖
不学保皇，就学革命
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把知识分子逼入江湖
“忠义堂”上群英会
“革字派”恶斗“宪字派”
小规则掀起大风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风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北京的第一颗革命炸弹
梁启超为立宪做枪手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击
官场内斗，误尽天下
为立宪运动提速
冲破“两禁”
第四章 积蓄仇恨 诉诸流血
革命党十五年“预备立宪”
萍浏醴会党大暴动
江湖好汉，纵横两广
秋风秋雨愁煞人
共进会在中，同盟会在南
第五章 最后一线希望
亲者痛，仇者快
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两宫先后驾崩
老臣的凋零
咨议局为地方自治奠基
风起云涌的国会大请愿
第六章 天将变
同盟会的内讧
军队开始掉转枪口
用暗杀来阻立宪
民变蜂起，水要覆舟
孙文决定卷土重来
用热血为和平请愿加温
第七章 共和与专制的决战
碧血黄花党人魂
自绝于天下的皇族内阁
铁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争以流血收场
霹雳一声起义
大厦倒塌前的最后一刻
尾声 江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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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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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
戊戌政变后，朝廷对任何变革的诉求，都采取高压政策，一手捂住自己耳朵，一手堵住别人嘴巴。寒蝉效应，朝野死寂，官绅士人无不视“维新变革”为敏感词汇，绝口不提。但庚子之乱的发生，一下子把堤防冲破了。许多人都把这场大灾难，归咎于朝廷拒绝变革；归咎于那些守旧大臣的腾挪捣乱。
义和拳大闹北京时，载漪在朝中推波助澜，议和时，被各国视为“祸首”之一，慈禧被迫对他夺爵、罢官、遣戍新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亦被撤销，逐出皇官。经历丧乱凋残之后，朝廷的威权江河日下，守旧大臣纷纷栽了跟斗，灰头土脸，被踢出权力中心。要求变革的声音，渐渐死灰复燃，浮上庙堂。
李鸿章上疏陈请革政；袁世凯致书两宫行在，请旨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驻日公使李盛铎也致电张之洞说：“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
张之洞与刘坤一、盛宣怀联名会奏，请求朝廷“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
事到如今，朝廷想改要改，不想改也要改。如果朝廷不主动改，日后由八国联军挟武力提出要朝廷改，就更难应付了。自从废立失败后，慈禧最怕听到的就是外国人说：你不改革你下台，让光绪皇帝来改。
于是，1901年1月29日，朝廷在西安宣布广开言路，准备变法。这份被史家称为“新政诏书”的文献，足可与戊戌年的“定国是诏”相媲美，在朝野气氛最低迷的时刻颁布，人心为之一振。诏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盖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
诏书强调，皇上和皇太后没有拒绝改革，以前镇压戊戌变法，是因为“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错不在皇太后。“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所谓“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是要杜绝朝野继续在“新旧”、“中外”这些概念上，作没完没了的争论，造成朝野分化，而要针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具体政要，各举所知，各抒谠见。在两个月内，上奏朝廷，由两宫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的明天，已不再掌握在少数枢臣懿亲手里了，地方督抚成了制定政策的主角，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都是先由地方官议拟，再由朝廷批准颁布。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在最初的一阵激动过去之后，不少官员又开始犹疑不决了。两年前说变革是要杀头的，现在真的可以变了吗？变什么？怎么变？上谕是谁的主意？是皇上的，还是皇太后的？当时西方列强提出两大条件，一是惩办祸首，二是改革政治，变法会不会仅仅是为了敷衍西方列强，为回銮铺路呢？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在距百日维新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六君子尸骨未寒，而变法的声音，竟再次从庙堂传出，而且获得了慈禧的支持。政治的翻云覆雨，莫此为甚，令人莫测奥妙。
因此，上谕传到江南时，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都觉得这个弯转得太急，乍惊乍喜，满腹疑虑，谁也不敢轻易表态，纷纷私下打听，上头究竟是什么意思。经过戊戌政变，人人成了惊弓之鸟，谁敢胡乱出头？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致电张之洞，请他起草一份复奏的大纲，供各省参考，以便大家统一口径。刘坤一甚至提议，由东南各帅联衔会奏，谁也不单独承担责任。
2月4日，张之洞致电西安，询问新政上谕是“何人所请，何人赞成”。当他得到明确的答复，“谕闻出圣意，荣（禄）相赞成”
后，其心稍安。荣禄的言论，应该可以代表慈禧的旨意了。
但过了几天，又有政坛耳语相传，行在军机章京要求各地“奏复变法，毋偏重西”。张之洞听了，这一惊非同小可，生怕匆忙复奏表错情。戊戌变法殷鉴不远，兹事体大，所以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口径一致方可。同时他又再致电在西安的军机大臣鹿传霖，打探虚实：
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原是江苏巡抚，因不赞成搞东南互保，自己率兵前往太原，以护驾有功做了军机大臣。他在复电中，否定了“毋偏重西”的说法：“小枢何人？妄骋臆谈。”他自称，变法一诏，是由他与荣禄共同建议，并得到两宫首肯的，小舅子大可放心。“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
后面这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把张之洞刚刚放回肚子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咽喉。不仅没有释怀，反而更加七上八下了。自新政上谕颁布，各地互相打听消息，函电交驰，纷纷藉藉。经过再三斟酌，张之洞致电刘坤一，完全赞同联衔，“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刘坤一主笔起草奏稿。
他提出了九项急务：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为之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
刘坤一也认为“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但不肯担任主笔，他把球踢回给张之洞。各省本来就猜不透朝廷的真实用意，联衔会奏最保险了，罚不责众。于是，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漕运总督张人骏、山西巡抚岑春煊等，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加入联衔会奏。
为了谁来执笔，张之洞与刘坤一你推我让，刘坤一说张之洞“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请万勿客气”，张之洞则自称“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此奏鄂断不敢主稿”。从立春推让到清明，还委决不下，朝廷要求两月内复奏的期限，转眼即过，竟至于无一省复奏。
眼见谷雨又来，慈禧开始着急了，两宫不能一直呆在西安，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回北京，否则各国必定会大兴问罪之师，甚至有可能借机要求更换执政。为了杜绝外人口实，无论如何要在返跸之前启动新政改革。
袁世凯建议：“变法中有必须急办者，不妨先行数事，不必专候回銮，务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决不顽固，决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将来回銮亦多安稳。”
也就是先做点样子，堵住外国人的嘴巴。但问题是，只要你开了个头，就不怕你不做下去。
4月21日，朝廷决定成立专门负责变法的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大臣，三位满人，三位汉人，一碗水端平。刘坤一、张之洞则遥为参预，后来再加上袁世凯。同时，朝廷要求各省各举所知，尽快单衔具奏，不要再搞联衔了。“此事予限两个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者，着迅速汇议具奏，勿稍迟延观望。”
袁世凯首先表态退出联衔，自己单独上奏。张之洞也通知各省，取消联衔计划。他解释说，分奏也有分奏的好处，只要各省互通声气，“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但刘坤一坚持，各省可以不联衔，他与张之洞的衔是联定了。张之洞也表示“此说正合我意”。于是商定了一个折中办法，由江、鄂两省各自先拟一稿，然后再互相参照修改补充。南京方面由张謇、汤寿潜、沈曾植三人起草初稿，而武汉方面则由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三人起草。最后由张之洞统稿，再请刘坤一修改。
这时，已是布谷声中夏令新，距朝廷颁布新政上谕，过去整整半年时间了。
冲破“两禁”
自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便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但中国能否顺利过渡到宪政国家，不仅视乎朝廷的决心与态度，更视乎是否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
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与官场保持密切联系，暗中物色真正能够扛立宪大旗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也不断在民间进行宣传教育，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结社等形式，开启民智。他认为，大部分官员都是不学无术的，“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他一提到民间，就难掩兴奋之情，他对朋友说，与其指望上层，不如自下而上推动改革，成效也许更着：“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论］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矣。”
舆论的开放程度，是民间社会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1896年，李鸿章访美期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中国的报纸不敢说真话，“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是健康的。并非中国的记者编辑不愿说真话，而是官府不准他们说。统治者一向以箝制言论，制造文字冤狱，作为管控社会的手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东的《博文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便招来官府的查封。《苏报》一案，更成为新政时期轰动一时的事件。但不可否认，1901年以后，言论环境是愈来愈宽松，而且宽松的幅度与速度，令人咋舌。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便针对国内的报纸杂志，无限激情地宣称：
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他认为报馆愈多愈好，报馆愈多，国家愈强；报馆绝非政府的喉舌，而应与政府立于平等地位，有报导事实真相的责任，包括议政与批评政府。他把报纸的作用，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盖因目前中国没有政党政治，更没有在野党，“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戊戌变法前，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中国的民间报业，一度十分繁兴，《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苏报》、《通学报》、《湘学新报》、《湘报》、《经世报》、《国闻报》、《格致新报》、《广智报》等五花八门的报纸，遍布各省，但变法失败后，朝廷悍然封闭维新派的一切报馆，缉拿各报主笔，报业一夜之间成了霜打的瓜秧。
不少逃亡的知识分子，在海外继续办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都是中国人在日本办的报刊。海外自由思想的新空气，通过各种管道，流入国内，令国内的知识界心驰神往。
尽管撑开每一寸的言论与思想空间，都备极艰难，但人们还是不懈地努力，像土中蚯蚓一样，拼命往前挤，硬是挤出一条路来。在广东，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避开官方检查；1902年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肆无忌惮地刊登革命党的言论；1903年创办的《时敏报》，公然正面记述太平天国事件；革命党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在内地也十分畅销。
庚子之后，人心思变，皇帝亦下诏广开言路，官府要防民之口，把社会拉回到几十年前，让大家只看“宫门钞”、“辕门钞”，已不可能了。国内的书报刊数量与日俱增，《申报》、《新闻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大陆》、《童子世界》及五花八门的白话报，畅销一时。1904年，仅武汉一地，就有二十几种报刊在市面发行，阅报在城市蔚然成风，甚至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记者观察：“鄂省一区自戊戌政变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唯一之目的。”
按梁启超的说法，报纸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所谓向导，就是引导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而这也正是专制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思敬说：“匹夫而轻议庙堂，此上陵下替之渐，禁令一疏，未有不肇乱者”。他宣称：“后世欲开太平之基，必廓清天下报馆，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然后国是可定，民心不摇。”
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专制官僚的心声。
幸而慈禧的头脑比胡思敬清醒，她知道“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救不了中国了。1905年，光绪皇帝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很快呈交了草案，交由巡警部酌为修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六章四十条）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
尽管两项法规中，都开列了许多高压线，诸如不得“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章国制”、“不得妄议朝政”之类的条文，禁止业者触犯，1907年8月再颁布《报馆暂行条规》（十条），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该管巡警官署呈报，俟批准后方准发行”，比原来的注册方式，有所退步，但揆诸事实，它们的出台，并非对舆论实行更严重的压迫，恰恰相反，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反映着政府的让步而非进逼，民办报纸争得了自己的合法位置，不再是只有专录圣谕、章奏的“京报”，还有满天飞的日报、旬报、周报、画报、三日报。
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报刊业、图书出版业最活跃、最繁荣的地方。上海的报纸多不胜数，大部分集中在四马路惠福里和广西路宝安里一带，前者有《苏海汇报》、《时报》、《游戏报》、《新世界学报》、《笑报》、《选报》、《经世文潮》、《同文沪报》、《南方报》、《大陆》、《政艺通报》、《神州国光集》、《国粹学报》、《宪报》、《神州日报》、《警钟日报》、《舆论日报》等，后者有《笑林报》、《上海》、《花世界》、《风月报》、《浦东同人会报》、《阳秋报》、《官商日报》、《嫏嬛杂志》、《国魂报》、《医学报》、《国华报》、《春申报》、《天铎报》等。而在报业最负盛名的《申报》则在山东路，形成了磁铁效应，报馆都开始向山东路望平街集合，先后迁入的有《新闻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启民爱国报》等，以至于望平街有了个“报馆街”的雅号。
与新闻自由有着孪生关系的是出版自由。新政以后，各地出版了大量翻译的图书，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张之洞在武汉开办湖北洋务译书局，出版了《交涉要览类编》（初集、二集、三集）、《比利时国法条论》、《亚东各国属地志略》等一大批图书。人们如饥似渴地搜罗各种新书来看。在1903年《汉口日报》上刊登的一份代售书目，开列了一百多种社科类图书，包括《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革命前法郎西二世纪事》、《日本现势论》、《意大利独立之精神》、《各国宪法大纲》、《宪法精理》等。
上海出版的图书，在全国影响甚大。这些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机构，大部分在棋盘街、福州路及麦家圈一带。据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所载，上海有名的64个出版机构，有20家在河南路，15家在福州路，11家在山东路。
广州毗邻香港，报刊业与图书出版业一向走在全国前面。中国报业之父梁发是广东佛山高明人，他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历史上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月刊），也是在广州创刊的。广州创办的《广报》，是中国办日报的先导，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
由于广州的出版业较为发达，不少江浙人都跑到广州办书局，双门底的点石斋、蜚英馆、同文书局、纬文书局等书店，都是江浙人开的。时务书局、时敏书局、开明书局专销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南方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滥觞地。不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著名书店，先后进驻双门底，开创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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