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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2.
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最新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3.
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国、共一直谈判，为何最终一次也没有谈成？《南方周末》年度推荐图书《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新观点、新史料，解析重庆谈判孰高孰低。
大舞台，大博弈，谋略中国，国、共、美、苏、民盟五方角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废除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何以终成泡影？
谁能相信，中国曾经离宪政如此接近！任何看过《建国大业》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国共三年内战，是哪方打响了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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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本书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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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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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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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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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莘夫案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美国方面在东北日资企业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的对华政策，此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那么，美国关于门户开放的要求，对于已经陷入僵局的东北问题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当事人，张嘉璈早已看出将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使外交当局对于战利品之要求，更受一种束缚。同时使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者，觉得吾方可借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以后谈判将益增困难矣。”增加一个利益分配者，在交涉中必然增加一种束缚。
归纳起来，围绕东北的日资产业，苏方视为战利品，认为应归苏方所有；而中方则认为，应当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归中方所有；现在，美国又提出应成为对日作战的各主要盟国的“共同利益”，即美国也应有一份。这样，中方的立场不仅未能得到支持，反而多了一层“束缚”。另一方面，主张对苏持强硬立场的人，认为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将美国引入东北纠纷，借助美国对抗苏联。这两种后果在张嘉璈看来，只会使交涉“益增困难”。
但是，美国关于东北问题的表态，除去一些谈话和照会，便没有实际动作了。正如张嘉璈所说：“美国空言仗义”。这种空言仗义对于中国的后果又是什么？作为当事人，张嘉璈的体会无疑是最深切的，张说：“友邦之仗义执言，不特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东北本案，益趋黑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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