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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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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书与人，不同的见与识——出版家用随笔谈图书、作者与读者，写现代名书与名人，轶闻雅事，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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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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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在书店》是我国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有关书、书店、出版的随笔集。共分三卷，第一卷写自己与书、书店、出版的故事；第二卷是对师友的回忆文章，大部分忆及与文化名人的书缘；第三卷乃作者为一些书撰写的序言和出版说明。文章简洁朴实，感情真挚，从容道来，掌故频出，书香弥漫，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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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范用（1923-2010），我国著名出版家，曾策划出版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图书，参与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等杂志。他1938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
汪家明，笔名汪稼明，1953年生于青岛，著名出版家。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因策划出版“老照片”丛书闻名；后调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现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党委书记、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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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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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最初的梦
书店
买书结缘
为了读书
重庆琐忆
《电通》画报一案
说“油印”
办杂志起家
记筹办《生活》半月刊
五十年前
回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
第一本书
给毛主席买书
得书日志
漫画家的赠书赠画
书香处处
开天窗
《傅雷家书》的出版
卷二
自得其乐
沙老师
一个小学生的怀念
长者赠联
我的读书观
相约在书店
几件往事
子夜惊魂
曾祺诗笺
我与丁聪
漫画家与范用
衡宇相望成梦忆
——怀念一氓先生
怀念书友家英
忘不了愈之先生
公已无言遗教尚在
怀念胡绳
心里一片宁静
——给宝权兄
诗人的题签
恩师洛峰
永远怀念雪寒先生
聂耳永生
郑超麟及其回忆录
感谢巴老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
——悼祖光忆凤霞
《天蓝的生活》的归来
——怀念罗荪先生
卷三
《水》之歌
“大雁”之歌
我与蒋介石
一封感人的来信
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
书话集装帧
——致秀州书局
风景这边独好
——钟芳玲的《书店风景》
《读书》三百期
《新华文萃》——《新华文摘》
少年读者知多少
——商务印书馆百年感言
“漂亮小玩意儿”
——《我的藏书票之旅》代序
关于《莎士比亚画册》
《时代漫画》选印本前言
“我热爱中国”
——《西行漫记》重印本前言
《买书琐记》前言
《爱看书的广告》编者的话
《叶雨书衣》自序
为书籍的一生／汪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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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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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选读
最 初 的 梦
成为养老金领取者，终于闲了下来。没事东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从能够记事到现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还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洁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来，疯狂烧杀，我的家烧得精光，那地方早就变了样，可是留在记忆中的，永远变不了，永远不会消失。
那地方，在长江下游，民国十几年，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有名的水陆码头。
从那里坐火车，可以东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来往的，有大轮船、小火轮，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挨着河的房屋，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倒烂菜叶子，河水总是脏兮兮的，有时还漂浮着死猫，一到夏天，散发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热得睡不着，愿意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还热闹。
这座桥叫洋浮桥，北伐以前，往东不远是租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十几年前，舒告诉我，他的老太爷在租界里的海关当过“监督”，谈起来，江边一带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妈妈跟我，我很寂寞；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有一种孤独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挣了钱，开起百货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现在的说法，当经理。
我不喜欢在店里玩，一点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盘，买东西讨价还价，烦死人。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说话尖声尖气，我有点怕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认字，认方块字，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毛笔写上“人”、“天”、“大”、“小”……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画儿，好看，我很喜欢。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她死要漂亮，学大人涂胭脂，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血红血红的，好怕人。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来，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日子过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乐趣，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
我觉得最好的去处，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铺子不大，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对开架子”，小的叫“圆盘”，是后来到汉口进出版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
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见，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看得发呆。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蛮好听。三伏天，狗都不想动，街上静悄悄，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看一张张白纸，从机器这头吃进去，那头吐出来，上面就印满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变成草绿色，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变成粉红色。我很想调调，当然不许，碰都不准碰。
后来，上小学了，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于是大调特调，随我怎么调都可以，开心极了。
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自己欣赏。说不定抽象艺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家，就是这么产生的。
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五六个字架，一张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夹张稿子，右手从字架上拣字，他们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够找到字，而且拣得飞快。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他说“不关我的事”，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间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点钟，又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恭。”“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上面有画儿的，我就捡几张。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我也捡。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欢看说明书，我可以送给他，这也是一种乐趣。
我还捡地上的铅字，捡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儿啊，更开心。这不算偷，他们让我捡，不在乎这几个铅字。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伏”“星”两个头号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捡来的铅字、花边，拼起来用线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拼不成一句话，却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两个字的贴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张，到处是伏星，好像仁丹广告。
在这条街上，还有家石印铺，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广告、京戏院的戏单，字很大。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还用毛笔细细描改，挺有看头。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不像铅字，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很奇怪。
那时候，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边唱边卖：“小小无锡景啊，唱把那诸公听……”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两个铜板一张。我买了不少张，攒起来借给人看。
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叫做七字语，就是弹词，唱本封面上有图画，花前月下公子小姐，两三个铜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新学制国文》第一册，爸爸念过的课本，油光纸印刷线装，有字有图。第一课的课文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烟囱在冒烟，还有柳树，飞鸟，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这本课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
八岁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学堂，从此，看的书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还在图书室里看到《小朋友》、《儿童世界》、《新少年》这些杂志。到高年级，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韬奋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这个时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我找到新的天地。我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我的“通灵宝玉”。
不幸的是，小学快毕业，爸爸死了，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我想来想去，要求让我当印刷徒工，因为我看了《新少年》杂志登的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那个叫元生的，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说排字这一种职业，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从前学的那一点，也不至于抛荒。一本书，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当印刷工人，一面学习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还说，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
元生听了以后，晚上确也做了一个梦，但不是开印刷铺子，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边读了许多书。
我也想做这个梦。不过后来外婆还是借了钱让我考中学。
我不仅是书迷，还热衷于出“号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干，唱独角戏。
十岁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仗。那时候，中国人连小孩子都晓得要抗日，打东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惨案”，日本人在山东杀了蔡公时，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像大桑叶的地图从此缺了一大块。上海打仗，人人都关心十九路军打得怎样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街上叫卖号外。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送给人家看，不要钱。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天通庵”、“温藻浜”这些地名，还有那不怕死的汽车司机胡阿毛。
号外尽是好消息，“歼敌三百”、“我军固守”……看了，晚饭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像茶水炉（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师傅，剃头店老板，救火会看门的，刻字铺先生，都是这条街上的，他们挺高兴。
妈妈又生气又好笑，说：“这小伢子送号外，晚饭都不想吃了。”她不知道我抄号外要多长时间，抄错了还要重写。
小学五六年级，我编过一份叫做《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来源是韬奋编的《生活星期刊》“据说”这一栏和《新少年》杂志“少年阅报室”这一栏。比如，停在镇江的日本军舰的水兵时常登陆“游览”拍照，画地图，警察不仅不敢得罪，不干涉，还要保护，真是岂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个地方，穷人卖儿卖女，两三岁的男孩，三块钱一个；七八岁的女孩，顶高的价钱是六块钱；十五六岁以上“看货论价”。我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丢人的事情，这样悲惨的事情。
刊物每期还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诗歌，像：“小孩，小孩，小孩来!几文钱，擦双皮鞋?喊一个小孩，六个小孩来，把一双脚儿围住，抢着擦皮鞋。”谁读了心里都很难过，都会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同学，就有家里很穷的，说不定将来也要擦皮鞋。
我还是个漫画迷，办了个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买张图画纸，折成课本那样大小，用铁丝骑马钉，从报纸、杂志、画报选一些漫画，描在这本刊物上。原来黑白线条，我用蜡笔、水彩、粉画笔着上颜色，更加好看，在同学之间传阅。小朋友说“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讽刺，只是觉得夸张的形象有趣，最爱看黄尧画的《牛鼻子》。
这本手工漫画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蒋委员长”的漫画头像，那时他是领导抗战的。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坦白交代。如果让人知道，还了得。画也不错，给蒋介石戴上德国式的钢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笔。
一九九二年，廖老冰兄送我一张我的漫画像，写了“热恋漫画数十年，地翻天覆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可以说是“婚外恋”。
暑假期间，请老师讲文学作品，我跟几个同学刻钢板，油印“活叶文选”，印过夏衍的《包身工》、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时候，书店里卖《开明活叶文选》，很便宜，很受欢迎，现在没有人做这种工作，为买不起书的读者着想。
就这样，我异想天开，抄抄摘摘，办起了“出版”，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请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战了，既没有去当学徒，也没有读成书，而是逃难去了。逃到汉口，没想到读书生活出版社黄老板收我当练习生，有饭吃，有书读，不是在印刷机旁边读，而是在出版社读，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还是有兴趣跑印刷厂，喜欢闻油墨气味，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厂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儿子女儿做朋友。
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咬断脐带，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让我和他一起调油墨，调得我满意了才开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这种乐趣。
跑印刷厂，多少学会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我代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带着校样，来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子。我一直记得工人领班的名字，叫杨允庸，他为人可亲，十分耐心，校样怎么改都可以。前几年我还见到过他，和我一样，在过养老的日子。
进出版社不久，我写的字，我设计的封面，居然印到书上，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周立波从敌后到武汉，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我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我大笔一挥，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立波说要写娃娃体，我又歪歪倒倒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是一批剪报的说明。两行字都印在书上，我看了又看，放在枕边，这是我的字吗?简直难以相信，是不是做梦?
立波在书上题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我六十多年，没有丢掉，成为珍贵的纪念品。啊!一九三八，激情的年代，意气风发的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如今，立波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也老了。
说是有缘，机遇，或者命中注定吃出版这行饭，都可以。就这样，从梦想到现实，我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我挨过不少批评，说我干出版不是“政治挂帅”，是凭个人爱好，个人兴趣。我也闹不清，我只知道：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上个月，暮春时节，我重到旧地，寻觅童年旧梦。那条河五十年前就给填了，沿河的房子全拆了，现在是条大马路——中华路。我家开店铺的房子还在，现在是一家旅社。此外，无影无踪。
我亲爱的外婆，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站在老地方，我似乎又感到孤独，多么想再听到那悦耳的印刷机转动的声音!
一九九七年，夏初
我 与 丁 聪
我怎么认识丁聪的?我是先认识（或者说“看上”）丁聪的画，然后才认识“小丁”这个人。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两本很有名的漫画杂志，《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就爱看这两本漫画杂志，是个“漫画迷”。
不过，那时候丁聪的漫画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在“漫坛”刚刚出道，甚至还不能说出道。比起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汪子美，无论从画的思想，还是画的技巧来说，丁聪还嫩得很。不过倒是记住了“丁聪”这个名字；那时他还没有用“小丁”这个名字。
抗战开始，丁聪跑到香港去了，他在那里发表的作品，我见不到。
一九四六年，吴祖光、丁聪、龚之方办了个刊物《清明》，登了一幅丁聪题为《花街》的漫画。“花街”是成都的红灯区。这是丁聪的一幅杰作。在他的笔下，妓女、老鸨、嫖客，人间地狱，惨不忍睹。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打心里说：这幅画了不起，丁聪了不起。
抗战胜利了，这时的丁聪，以无畏无惧的斗士姿态出现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上。柯灵、唐弢、郑振铎主编的《周报》、《民主》，还有《文萃》，几乎每期都有丁聪的作品，其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蒋介石，毫不隐晦，毫不含糊。凤子主编的《人世间》，每期封面、插图、题头都由丁聪作画。
解放以后我调到北京，丁聪也到了北京，我们还不相识。直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诱使一大批“右派分子”入网，这才有机会与丁聪结识。
有一天，在文化部大厅批判右派分子（那时还只是揭发批判），丁聪被作为“二流堂”的一员在座。中午散会，丁聪走进东四青海餐厅吃包子，我尾随其后，坐在一张桌子跟他套近乎。从此，我们算是认识了，进而成为朋友，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一九七九年办《读书》杂志。要把《读书》办得有特色，我首先想到丁聪。点子之一每期发表一幅丁聪的新作。真是够朋友，从创刊起，丁聪每期都给《读书》画一幅漫画，从不脱期。不仅如此，还给《读书》设计封面，画版式。这样的杂志，可以说没有第二家。就这样，丁聪给《读书》画了二十来年，现在还在画。有时还每期两幅。
由此，我们两人来往就更密切了。每个星期丁聪都要大老远由西城到东城，爬楼梯到五楼读书编辑部。中午我们两人下小馆子，四小两二锅头两个小炒。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点菜同时要两碗米饭，大概是三年困难时期留下的后遗症，总怕没有饭吃。可是喝了酒吃了菜，饭吃不下，又不能退。这时丁聪就要教训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浪费粮食是犯罪的行为。”然后替我把两碗饭吃下肚。下一回，我照样要两碗米饭，他又照样帮我吃掉。真是屡犯不改，孺子不可教也。
丁聪为什么如此善良?是因为有一个好“家长”夫人沈峻长期熏陶感化，才培养出一个可爱的小丁。只是小丁不识好歹，有时还要发牢骚讲怪话。他作了一首《十勿起歌》“赠沈家长”。诗曰：
冷勿起热勿起，饱勿起饿勿起，咸勿起淡勿起，辣勿起酸勿起，硬勿起软勿起，响勿起轻勿起，累勿起歇勿起，晒勿起轧勿起，省勿起费勿起，捧勿起批勿起。
还注明：“如有不尽然处，得随时修改补充之。”丁聪胆子不小，天没有变，竟然造反了!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新民晚报》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范用同志：
信早收到。没有回信，只是因为我的病。《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译文集付印时我也想写篇“新记”。请告诉我最迟的交稿期。不过三、四月内恐怕写不出来。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金三月九日
巴老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八七年，他收到《随想录》合订本样本。
为什么巴老说《随想录》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小著”?
《随想录》先是刊于香港“大公报”潘际坰兄主编的《大公园》副刊。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内地就有人说三道四，以至于对际坰兄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香港向来言论出版自由，际坰兄理所当然予以拒绝。
我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愤。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兴。
这样，《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即《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百五十本编号特装本，非卖品，供巴老赠送之用；巴老签名赠我的一本为NO．132。正文用纸是《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我认为这种特制纸张，《毛选》可用，《随想录》也可用，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手上有点小权，可以动用这种纸张。
华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五册一函，函套用织锦，请冰心先生题签。巴老为线装本写了一篇后记：
有人对我说：“你写的书中印刷最多的是《随想录》，有九种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买不到书。”最近我同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还为你出一种线装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连声说。我正想编一本新的《随想录》，这将是版本的第十种，我要把来不及收进合订本的两篇随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订过合同，因此我还有这一点自由。
这次增补的两篇文章是
怀念从文
怀念二叔。
巴金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巴老说的华夏出版社的朋友即夏宗禹，我的挚友。
一九九○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老的《讲真话的书》，里面收有《随想录》，却出现了怪现象。其中《随想录》一四五《“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第一○二六页整页空白。
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时期，报刊常有“开天窗”，报刊因为某篇文章或新闻被审查官“枪毙”了，编者故意让它空着，让读者知道，以表示对审查的抗议。现在四川出版的这本《讲真话的书》出现这种现象，又是为什么?
巴老在这篇文章里说的不过是：
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众所周知，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难道巴老的意见犯了忌?
曾有一位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去年，杨苡同志在《钟山》双月刊发表《“文革”博物馆在哪里?（重谈一九七七年巴金的三封信）》一文，其中说：
“文革”博物馆在哪里?在我们的亲爱的祖国各地，无数无数的高楼在建成，竟没有一座大楼挂上“文革”博物馆的牌子!我现在只能说，它正在建成，或已经建成，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亲朋好友心里，在所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受难者的心里!历史可以把一些发生过的事掩盖，淡化，甚至歪曲。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它不像是日历、月历或年历，想撕掉就撕掉，而岁月留下的历史踪迹却还能在记忆中永存。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详写下这件事，只是想给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者提供一些资料。
三联版《随想录》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无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也。
巴老信中所说的“译文集”，即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九○年出版的一套十本的“巴金译文选集”：《草原故事及其他》（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童话与散文诗》（王尔德著）、《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家庭的喜剧》（赫尔岑著）、《红花集》（迦尔洵著）、《夜未央》（廖?抗夫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木木集》（屠格涅夫著）、《门槛》（屠格涅夫著）。是我用自己收藏的书选编的，每本十万字左右，印小开本。台湾东华书局又据香港三联版印了精装本，巴老也签名送了我一套。
犹忆少年时，小学老师沙名鹿先生送我一本巴金的《家》作为生日礼物，自此，我就找巴金著作来读，七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巴老的书成长的。巴老百岁华诞，写这篇小文，略表我的感念之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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