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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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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同毛泽东、邓小平一起，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艰苦创业，拥有崇高威信、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著的《朱德人生纪实上下》一书以文学传记的形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选取了朱德元帅人生经历的不同侧面和重要阶段，从探索他心灵和情感的轨迹入手，艺术地再现了朱德元帅的独特形象，重新抒写了我军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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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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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朱德同志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其中包括朱德同志的战友、同事、亲人等对与之交往的回顾和评价。也有关于朱德同志的真实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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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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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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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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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早年岁月1886—1908
历程
家世
母亲
曲折求学路
交往
山高水长的清韵——与张澜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与席国珍
师生情谊重如山——与刘寿川
珍闻
“我永远想念着她”
在丁家私塾的日子
觅水挖泉
对“吃大户”的记忆
老织匠的故事
迁回大湾
“出水才看两腿泥”
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
把《民报》藏在枕下
在县高等小学堂当体育教习
第二编 投身革命1908—1927
历程
考入云南讲武堂
参加护国战争
从黑暗中走出来
远涉重洋寻真理
在北伐革命中
交往
同志战友知己——与周恩来
一次历史性会见——与孙中山
相遇贵相知——与孙炳文
良师益友——与蔡锷
“我就是新任警察厅厅长朱德”——与赵镕
两次戏剧性会面——与陈独秀
“应世人间”——与了尘法师
“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与殷长科
珍闻
跟着马帮和“足客”去云南
冒籍考进讲武堂
“红色的品德”
“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练和表演
打秋操
云南重阳起义
吓跑反动提学司
纳溪大战，百炼成钢
读史籍
惩办税官高天祥
为民申冤捕凶手
亡命天涯
在柏林的革命活动
异国他乡遭驱逐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第三编 创建红军1927—1937
历程
南昌起义
“赣南三整”
井冈山会师
三占永新城
鏖战大柏地
在古田会议上
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宁都起义和第四次反“围剿”
在遵义会议上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交往
朱毛不可分——与毛泽东
从对头到挚友——与刘伯承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与徐松林
草鞋情深——与黄甫开
“有难大家当嘛”——与杨锦华
挥泪哭军医——与史芳
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与伍云甫
军长与老将对弈——与吴子尹
“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与邱岘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与王光佑
隐蔽目标，积蓄力量——与范石生
珍闻
祠堂遇险
换房子
排队理发
给老乡送盐
“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一根扁担
一头抵万金
烤棉衣
给战士洗脓血
“只绑一只手，行不行”
拆桥与架桥
第十次死讯
草地情深
飞马解围
草地钓鱼
司令住帐篷
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要走一着想三着”
“特别展览会”
炉霍运动会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件皮大衣筒子
球场风波
为部属朱云卿写传
第四编 誓师抗日1937—1945
历程
八路军总指挥
创建根据地
指挥东路军
击破“九路围攻”
反摩擦
开垦南泥湾
百团大战
皖南事变
领导军事高级学习组的整风
迎接抗战胜利
交往
特殊的寿礼——与邓小平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与叶剑英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与雷英夫
“到抗日前线去”——与韦杰
赤诚与共——与李根源
“没有让出的道理”——与朱怀冰
真诚的合作——与卫立煌一
友谊逐日深——与史沫特莱
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与柯棣华
“他简朴得像个农民”——与斯特朗
“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与史迪威
珍闻
不徇私情
没接着总司令
宽待日军俘虏
副司令长官和司令长官的一次会见
不拿枪的工作
暗查夜哨
借釜酿酒
抗大一分校的“老园丁”
“呀！真是朱总可令！”
密切联系群众
卫士长的回忆
接遇乡农霭似风
戒烟
谒黄帝陵
“电台工作很重要啊！”
女儿记忆中的父亲
给雪人点燃一支香烟
海量
“放下，不许赖！”
“南泥湾就是你们的家”
在集中营里的女儿
不当“剥削户”
吊唁左权
一套旧棉衣
背糜子
带头遵守革命纪律
保育院的“高参”
球队顾问
要做“球场健儿、沙场勇士”
第五编 走向胜利1945—1949
历程
与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提出积极向东北发展的主张
人民的光荣
石门战役“要勇敢加技术”
在冀中巡视工作
在长春、沈阳攻坚战役中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视察唐山铁路机厂
交往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与陈毅
总司令要我“努力学习”——与杨得志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与陈明仁
“共产党人是不讲私人关系的”——与李师弼
珍闻
“谁也不许搞特殊化”
一顿午饭
组建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
在西柏坡
“就要这个土布的”
“你对他要严格管教”
“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亲切的接见，谆谆的教诲
“战术就是钱串子”
与敌同行
“钓大鱼”
赔鸭子
儿子去当司机
“我就在这里吃面条”
“朱德桥”的来历
第六编 开国创业1949—1956
历程
参与筹建新中国
开国大阅兵
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情注西藏高原
“朝鲜人民在等着你们”
“把手工业工作做好”
视察钢都
情系龙烟铁矿总厂
共和国第一元帅
历经四个月的出国访问
交往
战友情——与彭德怀
宽阔而温暖的心灵——与黄树则
“可别忘记替我们向陕北人民问好”——与高克恭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与王葆真
一张借据的际遇——与傅德辉
珍闻
“我们要有海陆空”
“量才录用”
中南海永福堂
严肃党纪治病救人
珍贵的文物
杭州疗养
做了爷爷和外公
幽兰报人民
总司令的海军月
难忘的接见
伟大的水兵
前线归来访本钢
“不要孝子贤孙”
老两口在北戴河
关心警卫员
南下广州、上海
上白云山
第七编 曲折探索1956—1966
历程
海南岛之行
“把长江以南管下来”
锦绣河山收拾好
参观韶山
庐山会议上提意见
七十四岁访故乡
视察大庆油田
交往
“览之自怡悦，述与子同歌”——与董必武
“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与方志纯
邕城偶遇情如故——与潘少洲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与水静
“您过去是我的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与李鸿祥
珍闻
“国家领导人更要想着国家”
一条旧毛毯
兰花情
读碑临帖 一生不辍
走遍全国
“终归胜利属人民”
秘书的怀念
总司令与群众
飞渡大连湾
爷爷的家教
蓬勃挺秀 天下流芳
“不要宣传我”
关心华北制药厂
拜农民为师
第八编 “文革”风云1966—1976
历程
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遭受诬陷和攻击
艰难的境遇
疏散到广东
在最后的日子里
交往
庄严的军礼——与罗瑞卿
“历史是公正的”——与肖华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与王诤
永远的怀念——与成仿吾
珍闻
闲居生活
天伦之乐
勤奋才能出天才
加速人民海军建设
严格要求子孙
“革命到底”
“我们是夫妻，又是同志”
最珍贵的遗产
编后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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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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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等说服中央同意攻打吉安
部队奉命向江西进军途中，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广大工人积极响应朱德的号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有1000多名工人要求参加红军。为了使全军官兵能够从思想上理解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朱德还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耐心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朱德和战士们亲密无间，正如史沫特莱所写道：“朱德也回到部队，战士们像往常一样，围拢在他身边，用他们的结实的大手拍他，战士讲话的时候，他也伸出两臂，放在战士的肩头。”战士们的工作虽然好做，但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却仍然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他们还是坚持主张按照中央的命令去打武汉、九江。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和毛泽东坚持既定作战计划不变，硬是带着队伍七弯八弯，弯了很久，终于在9月23日将部队带到了萍乡。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向中央说，他们主张打吉安，是为了得到兵员补充，待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这样才得到中央的同意。
部队到达萍乡后，朱德和毛泽东制定了进攻吉安的具体战斗方案，命令红三军团由萍乡动身，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并堵住敌援军，命令红一军团分左右两路分别自攸县、萍乡出发，经袁州到达阜田集中，攻击吉安城。部队奉命向吉安挺进，于9月28日到达袁州。
这时，鉴于红三军团中部分干部继续吵着要执行中央命令攻打南昌和九江，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以求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和毛泽东仍然坚持按原计划不变。主张打南昌、九江的干部便当面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他们还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毛泽东耐心地向他们分析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说明打吉安对红军如何有利，打南昌和九江却无把握的道理。完全同意毛泽东意见的朱德，也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这时，“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由于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坚持原定打吉安计划，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
就在部队要出发之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了，他带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该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周以栗一来，听说红一方面军要去打吉安，便准备说服毛泽东执行中央的指示。结果，两人通宵交谈后，被说服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以栗，他完全接受了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主张攻打吉安的正确意见。于是，朱德和毛泽东下达了“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
吉安守敌是国民党军邓英部，该敌是新编的一个师。由于红三军曾八次攻击吉安都未打下，邓英受到南京政府的褒奖，他十分骄狂。1933年8月13日《红星》第二期刊载的一篇《吉安的占领》通讯这样写道：“敌人的头子叫做邓英。当我们红三军第八次攻吉不成的时候，南京政府曾下了一道褒奖他的命令，说他得到了‘剿匪’的第一功，他也就趾高气扬起来，以为我邓大哥不但是高超过杨池生、杨如轩、李文彬以至朱培德那些头子，并且比起当今‘剿匪’总指挥张辉瓒、坐镇指挥的鲁胖子也要威风得一二倍，喝酒呀！在土豪劣绅资本家以及牧师神父面前拍胸膛，称好汉呀！这些土豪劣绅资本家牧师神父们，居然信以为真，以为一面有了邓军阀的壮胆的演说，一面又确实看到了吉安城防的巩固——堡垒、壕沟、铁丝网，这些限制红军铁拳的宝贝，大概一定可以多活几天了。”可是，当红军于10月4日包围了吉安，并从城西北角的真珠山和城北部的骡子山等处发动总攻击时，该敌就一败涂地了，邓英率领部队的一部分坐船从河里溜走，来不及逃跑的缴枪当了俘虏，躲在吉安的土豪劣绅也一个都没有跑掉。
红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因慑于红军的威力闻风而逃，红军乘胜一一加以占领，使赣江两岸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红军队伍得到扩大。据郭化若回忆：“打下吉安后我们参谋处作了粗略统计，这时一、三军团，二十军、二十二军和总直属部队合计已超过5万人。”与此同时，红军还利用40多天时间筹款13万元，缝制了上万套军衣和军被。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朱德和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抵制和斗争，意义十分重大。后来，朱德强调说：当时，“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无兵派将
红一方面军在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事行动，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感到极大的不安，它深感红一方面军将“乘虚袭长沙、迫南昌、陷吉安、占湖口，图夺湘、赣，出扰长江、而窥武汉”，以期建立更大的苏维埃政权，若不能“亟除”之，则“必成巨患”。1930年秋，蒋介石在中原的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后，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红军及其根据地方面。一开始，蒋介石分别任命了各地的“剿匪”、“清乡”、“绥靖”督办、总指挥等。接着，因得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已集中赣南，又于10月28日委托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剿匪”会议，正式宣布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明确规定以赣南为“围剿”重点，并叫嚷在三至六个月内解决战斗。他认为只要把这支红军主力“剿除”，则其他红军就“不难摧陷廓清，盖即擒贼先擒王之法也”。就在何应钦召开湘鄂赣“剿匪”会议的当天，蒋介石发布命令，调兵遣将，令江西境内的第五、第十八、第五十师，新编第五、第十三师及独立第十四旅和其他团队暂编为第九路军，统归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指挥，同时决定集中国民党军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于赣西及景德镇附近地区“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总计参加这次“围剿”的国民党军有11个师2个旅，约10万人。鉴于以往多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亲自制定这次“围剿”的作战方针为“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具体部署是以三路大军分成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呈半圆形包围之势向中央苏区进攻，计划在3至6个月内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并“聚而歼之”。
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围剿”，朱德早有所料。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后，朱德弄来一些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拿着一支笔，一边阅读，一边详加圈注。经仔细研究和分析形势，敏锐的军事头脑使朱德感到：只要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军的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如果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一方面军就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因为久留吉安对红军十分不利。
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因交通梗阻，文件一直没有及时送到江西。红一方面军中仍有少数干部坚持要攻打大城市。在红一方面军少数干部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情况下，朱德和毛泽东仍以执行中央指示进攻南昌和九江为名，命令部队离开吉安北上。在率部北上途中，朱德在峡江、罗坊等地举行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一起继续反对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将敌人引到革命根据地内部，来个关门打狗。史沫特莱根据朱德的叙述这样写道：
10月中旬，朱德、毛泽东和他们的同志们在吉安以北彭德怀的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他们在会上决定撤出吉安，因为面对多出一倍的敌人来防守吉安，必定遭受损失，实在无此必要。他们把40000名主力部队撤入巩固的苏区，在那里可以得到人民的全面帮助。这一地区北到东固山区根据地，南迄广昌，正如朱将军所说的，“可以选择自己的战场，迅速集结，突袭，再分散，包围、进攻，把前来围剿我们的敌军，一师接一师地各个击破。”
正是朱德和毛泽东的一再坚持和耐心的说服，才使红一方面军不再执行中央要求打南昌和九江的指示，转而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各部奉命东渡，撤退到赣江东岸，乘敌军尚未东渡赣江之机，一边抓紧时间加速打土豪筹款，一边待命。结果，敌鲁涤平部进入罗坊、新余、分宜、清江等地，扑了一个空。该敌发现红军已经东渡赣江，又重新部署，准备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为了将敌军进一步诱入根据地中部，再寻机歼灭，朱德和毛泽东又命令红军主动将吉安、吉水、东固、东安、永丰等地放弃，有计划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战略后退，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待机破敌。同时，还派红十二军罗炳辉率第三十五师伪装红军主力迷惑敌人，诱敌向龙冈方向深入。朱德在指挥主力部队撤退途中，视察各地坚壁清野和各项反“围剿”准备工作情况，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战略退却目的和意义，帮助他们克服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思想。
敌鲁涤平第九路军东渡赣江，马上在吉安至南丰之间实施战略展开，准备在此歼灭红军。然而，他来晚了，红军主力早已向苏区中部退却，敌军再次扑空。
蒋介石获悉红一方面军已经向东固方向撤退，于1930年12月亲赴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制定“围剿”战略计划，命令鲁涤平率第九路军在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包围，“聚歼”红一方面军，同时命令第六路军和第十九路军迅速入赣“协剿”。具体部署第六路军在东安以东之固冈墟起，经荫水、石门脑、黄陂至宁都西北安福墟一线及以左地区担任作战，该线以右赣河东岸地区为第九路军担任作战；第十九路军迅速向泰和前进。会议一开完，当即在南昌设立了蒋介石总司令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各军积极准备“围剿”。
就在反“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一方面军内部出现了一个如不妥善处理就会直接影响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关系的突发事件。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8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因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400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这一事件的发生，几乎使局势变得有利于敌人方面。在这关键时刻，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了扭转这一不利于红军的局势，朱德与彭德怀、黄公略就此事分别于17、18日相继发表了宣言和公开信，明确表示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决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并严厉批评谢汉昌等的错误，号召第二十军广大官兵应在总前委的领导下，一致团结起来，与这种错误作斗争，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坚决维护红军内部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克服了因“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依然稳定和巩固。
虽然敌军因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件乘机占领了兴国和东固，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号称“铁军师”的张辉瓒第十八师却在东固地区被红军一举消灭了。
敌第九路军公秉藩师进展较快，率先于19日抵达东固。东固红军稍作抵抗后，按计划主动向龙冈撤退。公秉藩认为这是邀功请赏的大好机会，赶紧向上司发电报捷，声称先后在九寸岭和东固与2000余名红军激战数小时，消灭一名红军师长和其他官兵300余人。蒋介石一听“捷报”，喜之不已，下令赏该师大洋1万元，并将该师番号由新编第五师改为第二十八师，使之成为“正牌国军”，以鼓励其为他卖命。在公秉藩师占领东固的当日，与公秉藩师夹九寸岭前进的张辉瓒师，也攻到了东固附近的火风坑、九斗湾和上下坊等地。红军在上述各地稍作抵抗后，按计划主动撤退。张辉瓒师是鲁涤平的起家部队之一，也是鲁涤平手下最能打的部队，号称“铁军师”。张辉瓒这次领命出师“围剿”红军，还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自以为十分了不得，趾高气扬。他一心想第一个占领东固，拿到头功。就在公秉藩到达东固的第二天早晨，他利用天空大雾迷漫之际，指挥部队进攻东固。公秉藩以为是红军反攻，也集中火力坚决抵抗。双方激战达数小时之久，后来各自吹号的声音提醒对方，才知是一场误会。两师会合后，自命不凡、一心想立头功的张辉瓒，以为不要其他军队配合就能取胜。他与公秉藩约定，分别向龙冈、约溪转进，寻歼红军主力。双方限定必须于12月30日到达目的地。
12月29日，公秉藩以一个旅为先头部队向约溪前进，其余部队向富田续进；张辉瓒师除留一旅兵力留守东固外，其余部队在他的率领下，向五门岭前进，企图对隐伏于黄陂、小布、麻田的红军形成东西北三面包围之势。本来，红军主力是准备先打谭道源师的，曾两度开进小布地区设伏，在山上摆开阵势，力求在谭道源师向前移动时一举歼灭之。但由于有一反动分子已向谭道源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情况，以致谭道源师在源头等地加紧修筑工事，严密戒备，根本不敢离开这个居高临下的阵地。红军主力因没有歼敌机会，只好撤回，仅留下赤卫队袭击谭道源师供应线，断绝其粮源。
这时，张辉瓒师却乖乖地按照朱德和毛泽东的计划，被罗炳辉率领少数部队牵着鼻子向龙冈方向来了。毛泽东、朱德当即发布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决定只留中革军委政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等地谭道源师和许克祥师，主力全部利用夜间秘密西开，疾赴龙冈，将张辉瓒师包围而歼灭。按照朱德、毛泽东的部署，红一军团第三、第十二军为左路军，分左右两翼沿君埠向龙冈前进，攻击龙冈之敌；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以一部经回龙到还铺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冈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
龙冈，是一个位于永丰县南部的小圩镇。它东靠君埠，北邻上固，南连兴国，西接吉安，卧于一条狭长山谷中，狭谷最宽处不足3公里，最窄处仅有150米。这是一个十分有利于伏击歼敌的好地方。张辉瓒对红军设伏于龙冈的消息一概不知。12月30日拂晓，红军各部奉命占领了攻击出发阵地，红军总指挥部在龙冈和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设立了临时指挥所，离张辉瓒司令部所在地龙冈不足5公里。朱德和毛泽东就在这里亲临前线指挥。6时许，由五门岭前进的敌张辉瓒师先锋部队戴岳旅的一个团，在小别村前小拱桥与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三军第七师遭遇。第七师在激战中，一举将敌尖兵连消灭，乘胜向龙冈方向前进。敌先锋部队在小别村以西阻止第七师前进。第七师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痛击敌军。在阵地上坚持战斗的红军战士，有枪的就用枪猛烈射击敌人，没有枪的就用石头向山坡上的敌人狠砸。在第七师的英勇打击下，敌人不是应枪声倒下，就是被石块砸破了脑袋，侥幸没有受伤或受伤未死还能逃跑的，便纷纷溃退，往山上茶油树林里钻，旋因雾中辨不明方向而抱头乱窜。紧接着，红七军跟进部队上来了，军长黄公略立即指挥部队展开队形，向敌军两翼迂回。此时，敌戴岳的后续部队亦上来了，他指挥后续部队两个团分左右散开，分数路猛攻正面阻击部队红七军，想杀出一条生路。红三军虽然刚由江西地方武装升为主力军，缺编制，弹药少，火力弱，但作战十分英勇，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顶住敌军机枪和迫击炮密集火力的猛烈射击，坚守阵地，与敌军相持不下。
朱德在指挥所里密切地观察各个战场。由于指挥所离前线太近，双方部队就在指挥所的门前战斗，敌人的机关枪弹不时落在指挥所的墙上。这时，红三军派人来报告，说他们那里的战斗十分激烈，正相持不下，请求总部增兵支援。其实，朱德手中已经无兵可派了，因为所有红军都按计划进入阵地了，甚至连总部的警卫营也上前线去了。参谋长朱云卿因传达作战命令到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去了，留在指挥所里的除了朱德和毛泽东外，另外还有两个干部，一个是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一个是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郭化若，要说兵，就只有一个特务员和一个勤务员了。在这种无兵可派的情况下，为了鼓舞红三军士气，朱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走到郭化若面前说：“无兵派将嘛，你到前线去，怎么样？”接着，又向他耳语了几句。郭化若奉命到红七军战场上去后，传达了朱德的指示，研究了部署和打法，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又进一步高涨，他们打得更加勇敢。
在红七军的坚决打击下，敌军又呈败势。敌旅长见到这种败象，觉得仅凭自己的兵力挡不住红军的攻势，赶紧用电话向张辉瓒求救。张辉瓒很想把这里的败势扭转过来，立即调一个团去增援。但是，调去的这个团走出去还不到5公里路，就被红军截住，在激战中，被歼灭一大半，团长被击毙。张辉瓒见增援部队被歼，感到不能再战，便命令第五十三旅抢占龙冈西南的万功山，掩护师部向东固撤退。然而，红十二军一部已经先敌一步攀上万功山，占领了山上各制高点，敌军刚爬到半山腰，就遭到红军的一阵猛打，死伤过半。张辉瓒再令第五十四旅经南龙驰援，令新改番号的公秉藩师向龙冈迂回。但在根据地地方武装的英勇阻击下，这两支部队都无法前进。敌军急于打开正面被红三军挡住的去路，狗急跳墙，越打越凶，战斗极为激烈。就在这时，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及时赶到，红四军与红十二军迂回到龙冈西面和西南面，抄敌后路；红三军团则越过红十二军阵地，向龙冈斜插过去，占领上固及其附近阵地，一举将敌师部与东固第五十四旅的联络切断。被红军三面包围的张辉瓒，率师部直属队作困兽斗，企图寻机突围。到下午3时许，“天候骤变，咫尺之间，阴沉莫辨”。红军乘机强攻，猛烈冲杀。在激战中击毙敌副旅长洪汉杰和团长朱先志，敌军彻底溃败。时任红三十六师师长的张宗逊回忆这次战斗时说：
我把枪一挥带头跳出阵地向前冲，因为我师大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指挥员必须给他们做出榜样。部队初战却表现得很英勇，经过两次冲锋，就将正面的敌人击溃并消灭了一部。部队接着向前追击，正好遇着敌人师部卫队营，这个营的武器精良，装备的都是花机关枪和驳壳枪，但是没有步枪射程远，打了一下就跑散了，以后陆续缴了枪。随后又遇着敌人的后方机关和跑乱的零散部队，更是毫无抵抗能力，一触即溃，他们东奔西跑一阵后，就坐在山头上喊：“不要打了，我们缴枪！”忽然听到有人走火响了一枪，其他敌兵就慌忙齐声高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就这样全部放下了武器。
眼见自己的师部被压到毛家坪和万功山一带，张辉瓒知道败局已定，便作好了逃跑的打算。他换上了一件士兵的上衣，再把自己的一件狐皮大衣披在身上。之后，他命令卫兵顶住，自己只身逃出了师指挥所，然后拼命向万功山的油茶树林里钻去，狐皮大衣也跑丢了。在树林深处浓密草丛里，他找到了一个土坑，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想在这里躲过红军的搜捕。当红军战士搜到这块油茶树林时，很快就发现了张辉瓒丢下的皮大衣，继续搜索不久，就找到了他。张辉瓒面对十多支黑洞洞的枪口，无可奈何地爬出了土坑。一开始，他自称是“书记官”，但经俘虏指认，这位“书记官”就是“铁军师”师长张辉瓒。在张辉瓒被俘的同时，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纬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余人都与师长一样，当了俘虏。只有敌旅长戴岳因潜匿在一颓破的僧寺内得以逃脱。
当这里战斗打响后，鲁涤平确信张辉瓒一定能凯旋，故在吉安做好了大摆宴席以庆祝张辉瓒“班师凯旋”的“接风”准备。结果，他得到的准确消息是：张辉瓒师被消灭了。打了败仗，宴席当然就摆不成了。他只好既震惊又痛心地向蒋介石电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蒋介石接到电报一看，得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留”。这一次，气得他连“娘希匹”都骂不出声了。
张辉瓒被俘后，朱德马上把他找来谈话。成为红军俘虏的张辉瓒，身穿卡叽军装，戴着全副军章，足蹬黑得发亮的长筒皮靴，来到朱德的司令部后，不时打量红军司令部里一个个因战斗紧张和疲劳而又瘦又脏的指战员，他心里禁不住暗想：“哼！这批人原来肯定是干苦力活的，绝对没有水平，无非是一群土匪罢了。现在我虽然被他们打败了，但另外的两个师一定很快将他们打败，届时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咱们等着瞧吧！”朱德也打量着张辉瓒脸上的表情，能够猜出此时他心里正在想什么。张辉瓒虽然因这次全军覆灭来得很突然，受到了惊吓，但他仍然妄自尊大，还想骗人。他站在朱德面前傲慢地问道：“出多少钱就放我？”
朱德郑重地回答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我们要在你自己的部队面前，以及我们的一支被你在赣西北清剿过全家的部队面前公审你。”当了俘虏还不可一世的张辉瓒听了这话，其嚣张气焰立刻被压了下来。
朱德接着又说：“我们打算成立一所红军学院，你愿不愿意去教课？”
张辉瓒说他愿意。
朱德凭直觉揣摩了一下，觉得张辉瓒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因为他还以为他那两个师肯定能够救他出去。于是，朱德决定把张辉瓒及其下属带在身边，让他们亲眼看到其另外的两个师是怎样被红军打垮的。
张辉瓒师一失败，张与敌军总指挥部的电讯中断。敌军总指挥部因对张辉瓒师情况不明，马上意识到红军必定乘胜转扑谭道源师，当即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东固等地，张辉瓒原留守东固的一个旅转移至富田，严密布防，阻止红军前进；令谭道源师暂隶第六路军，迅速向洛口与许克祥师一致行动；第六路军立即搜索当面红军，予以“进剿”；令第十九路军迅速集结兴国，向东北“进剿”。
敌谭道源师接到总指挥部的命令后，在草草准备以后，于1931年1月2日凌晨5时撤退。该敌一部经元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其后卫部队周翰的一团兵力在经过中村时，遭红军截击，残敌逃跑，红军乘胜追击，敌军“损失颇巨”，红军缴获了许多枪械。该敌主力经南团向东韶逃去。朱德、毛泽东立即在小布发布追击歼敌命令。1月2日上午，红十二军先头部队在追击中与敌军后卫部队接触，红军一边追一边打。从源头东逃的敌军，沿途遭红军的截击和尾追，一路挨打移至离许克祥师尚有半日路程的东韶。3日晨，该敌再次遭到红军猛烈攻击。红军激战至下午3时许，相继夺占敌严村等阵地，击毙敌团长黄敬、副团长谭济康及营以下官长三十余名。谭道源左等右等，仍不见许克祥援兵的踪影，不敢继续抵抗，令残部拼死命向廖村突围，分三路向南丰、洛口和经南城向抚州逃逸。东韶一仗，红军歼灭敌军3000余人，缴长枪2000余支、机枪40余挺、迫击炮4门、子弹13万余发和电台1部。
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失败后，其第十九路军因行动迟缓，仅有一部按计划赶至兴国，无法及时向南攻击，而福建境内各部敌军，更不可能迅速入赣。在这种情况下，敌军认为“欲行挽回战局，势难遽达要求”。“围剿之局遂即归停顿”。各路敌军奉命分别集结于抚州、南丰、宜黄、兴国等地布防。至此，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以从战斗中缴获的电台为基础，开始组建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无线电队。朱德亲自兼管电讯训练班的工作。正是朱德的关心和支持，无线电队才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并在战斗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德亲自来讲了话，特别希望学员们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告诫他们“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之后，朱德还经常到无线电训练班来，耐心地做从国民党军俘虏来的无线电人员的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王铮回忆说：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对我们政治上十分关怀爱护，着重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上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
“牛角尖终于钻出来，而且把它打烂了”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5日在小布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毛泽东、朱德等9人为中央局委员的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因为周恩来在上海未能到职，便由刚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以项英为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没有军事工作经验，这时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事实上还是由朱德和毛泽东主持。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乘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势，势如破竹地攻占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各县。同时，还向闽西发展，在闽西宁化、永定、上杭、长汀和武平一带，积极扩展根据地，威胁南昌。
国民党政府对红一方面军的迅猛发展惊愕不已，急令韩德勤第五十二师火速驰援南昌，担任警备，同时，再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赴南昌，代行蒋介石总司令职权，主持第二次“围剿”红军的一切事宜。何应钦于1931年初抵达南昌后，重组总司令南昌行营，以贺国光为参谋长、王伦为副参谋长。同时，还设立党政委员会，集合党政各方面力量为“围剿”服务。为避免第一次“围剿”中“兵力之不足，包围之未严”和“部队急进”之弊端，确保这次“围剿”胜利，敌军规定此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并“确定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之原则”，强调各部队在规定地区向红军根据地推进时，必须“分进合击，互相策应”。参加这次“围剿”的敌军，有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第六路军、蒋光鼐第十九路军以及航空第一、第三、第五等部队，共计20个师又3个旅约20余万人。经周密部署，各路敌军开始行动。驻湘东南一带的王金钰第五路军虽相距甚近，入赣方便，但因沿途受到湘赣边各地游击队的袭扰，延缓了速度，至3月中旬才集中完毕。远在山东济宁的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数万大军乘火车跨越数省入赣，更费时日。直到3月下旬，各部才相继到达预定集结地。3月21日，敌军发布命令，限各部队于4月1日按照“围剿”计划，开始向红军根据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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