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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文五篇：《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曾收在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三辑》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曾发表于《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后三篇《张之洞与晚清国运》、《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均为作者口述，黄晓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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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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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1948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曾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内容：晚清上流社会变迁；士与社会，城市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变迁；社会群体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等。特色与意义：注重通识和思辩，但不废实证功夫。藉助历史的通识和思辩，通彻了解百年变迁的曲折骨脊，了解中国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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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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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
张之洞与晚清国运
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
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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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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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之王朝在兴亡中前后嬗蜕，反射了二千多年历史里的盛世、衰世和乱世。贞观年间，侍御史马周作奏议说：“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后对唐太宗恳恳而言：“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他比较了盛世、衰世和乱世，怀着一腔惕厉之心为天下筹久远。因此，读奏议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称善久之”。开国的君臣常常是从衰世和乱世中立起来的，他们的阅历决定了他们心多警醒。而究其底里，惕厉的本义正是一种畏惧。它们使传统中国最有权力的这一部分人从眼前想到后来，面对衰世和乱世留下的疮痍战战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负，不敢自大。唐太宗君临天下六年之后曾对近臣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这些话表达了帝王的内省，也表达了帝王的自抑。于是，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衰世和乱世制束了开国的君臣。这是一种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产生的安天下而后安宗社的清醒，却以实实在在的兴利除弊为后来的盛世筑成了初基。世人常常悬想帝王的纵心所欲，但在衰世、乱世转向盛世的过程里，帝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康熙曾经营造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说的都是辛苦和疲惫：“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这是一种不易承受的重负，又是一种无法解脱的重负。因此，“身当暮年，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后人读史，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勤勉敬业，也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业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于贾谊在《过秦论》里对前朝兴亡的那种长思久想；也出于马周在奏议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的那种殷殷悬望。其间自多创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然而竖看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称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实并不多见。士人论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都会在衰乱中走向了局，于是盛世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民间人惯看盛衰起伏，熟视之后，便催化出民间的史论。《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词，其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种兴亡无常的咏叹里，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与臣都在向历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历史都在演进中越出了帝王与人臣的预想悬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种牵动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于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历史过程本身才能说明这种矛盾。历史能够一遍一遍地撰写，其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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