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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国的忧伤》是国内知名学者、伦理学家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论中国社会道德现状与前景的一个记录和总结。
本书从生死、医疗、教育、法治、历史传统等方面出发,揭示出在盛世中国的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疼,在分析批评社会中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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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戴望舒在1942年抗战期间的一首诗中写到:“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那是一个战火不断蹂躏大地的时代。诗人向往着明亮的一角,渴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
而今崛起中的中国,我们依然需要关注中国忧伤的角落,不论这样的角落有多少,也许是少数人,还在社会的角落苦苦的挣扎;也许是少数人,还在不断突破道德的底线。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还挣扎在悲惨的生活境况,就应当足以使我们不安了。同样,也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绝望、或贪婪、或愤怒、或完全的麻木中犯罪,也就足以使社会不宁了。
如果其他的人不关心、不援手,悲惨将会加重、会蔓延;同样,如果我们不制止、不反省,罪恶也将会加重、会蔓延。
因此,我们需要勇气直面中国的忧伤,需要反省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疼,在分析批评社会中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本书也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尝试,是对中国社会底线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全书分成三辑,第一辑“生生死死”,通过对20多个案例的评析,主要是观察和反省国人的生存状态和道德状况,尤其是那些相当绝望的人们,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的生存和道德状况,也包括我们对一般的死亡的看法,我们对动物的态度。第二辑“我们的底线”和第三辑“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更多是建设性的反思,主要思考我们的道德底线应当放在哪里?我们自身的努力方向在那里?为什么也要特别关注制度和政府,我们对政府可以有何种期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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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何怀宏,祖籍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包括《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公平的正义》、《生生大德》等书。另编有《生态伦理》、《公民不服从》等著作、及撰有《若有所思》、《珍重生命》、《比天空更广阔的》、《渐行渐远渐无书》等随笔散文集。译著有《沉思录》、《道德箴言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论》(合译)、《伦理学体系》(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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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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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生生死死
优先关注生存底线
此心忍死最堪哀
通过法律运行正义避免王斌余式悲剧
道德与法律偕行遏制恶性杀人犯罪
减少一份绝望就减少一份危险
对灾难的道德记忆
野外探险与尊重生命
濒死处境中的求生选择
中国第一代富人的光荣与危险
警惕财富转变成肆虐的日常权力
亟待疗救的病苦
愿一份自白启动更多的反省
今夜,祈愿所有生命的平安
雪夜,想起了一个人
死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死刑能否达到赋予它的目的?
死刑在何种意义上是正义的?
从校园系列杀童案谈到谁之罪
人间正道是生生
辑二 道德的底线在哪里?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社会焦虑的精神成因
让温和成为中坚的力量
保护网上的理性空间
“荒唐禁令”吁请阐明和坚持底线伦理
范美忠风波中的道德底线
基本义务求同,精神资源存异
“责任中国”比“感动中国”更迫切
让道德模范继续是自己行为的主人
承担对快乐后果的责任
救助与回报
舍己救人是不是一种义务?
从夏普感受一种独立的精神个性
个人追求无定所,公共事业有定规
厕纸见证文明
辨“各人自扫门前雪”
国际关系领域里能不能讲伦理?
藏獒的故乡在高原
道德重建的力量与信心
继承传统以再造道德文明
辑三 重为惠,若重为暴
重为惠,若重为暴
法治的希望在于普通而坚韧的努力
官民比中的概念与问题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贫有道,贪亦有道?
反腐之道的制度互动
对治权力腐败的六条途径
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从“君主下的贤贤”到“民主下的贤贤”
软实力与硬实力
中国三种“传统”的认识与选择
对历史应有的温情与敬意
今天是否还要继续解构“孔子”?
中国的西部精神
一起物业纠纷的标志性意义
医患关系的伦理思考
看病难中的“物贵人贱”
如何把药价降下来?
免费了,新人为何还不去婚检?
“换脸”一事应极其慎重
坏经济能使人变好吗?
大学改制意如何?
诉诸公共理性
港校与内地竞争是件好事
王选是院士也是好人
缩小贫富差距根本在基础教育
抄袭剽窃之风缘何而来?
戒慎于强大的国家能力
附录 访谈与答问
底线伦理是我的冰山一角———《经济观察报》访谈
《观察家》年会答问
就隐性采访谈义务冲突
大学不是市场,学界不是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场
———《科学时报大学周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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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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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生生死死
优先关注生存底线
读2005年7月14日《南方周末》所载记者傅剑锋成功的报道“阿星的内心挣扎”,一位来自广西偏僻小山村的打工者——20岁的阿星,在7月8日激愤之下杀死工厂主管后自首。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
上述的报道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难道国人的生存底线如此之低吗?
中国贫富悬殊的差距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我看来,我们与其更优先地关注这种差距的大小,不如更优先地关注贫困的底线,关注这种底线到底有多低,或者说,优先需要注意的不是最富的人有多富,而是最穷的人有多穷。而这最穷的人又有多少。
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一生存底线是否低到了接近生存极限的地步,是否
低到了让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捡吃垃圾的地步;或者说是否尚不致冻馁,但为此要付出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N/直接摧残人的身体的地步。
这种关注应当是十分紧迫的。
如果说生存的底线已经低到了很难让人正常活下去,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希望的地步,甚至低到了不像是生存线,而像是死亡线的地步,哪怕它涉及的只是少数人,这种关注也应当是十分紧迫的。我们必须尽快地提升这一底线,我们应该使所有生活在这一底线上的人们也能过一种人的生活:起码过一种不仅有温饱也有一定闲暇的生活;进而过一种符合人的体面、人的尊严的像样的生活。
去年年末,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了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
当时引起公众震惊的是2004年12月]7日夜的抢劫事件,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许国亮等17人,在抢手机时砍掉了受害人的右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
阿星认识这里面的一些人,也知道一些这样的事,甚至为他们做过饭,他们过往时请他吃过饭,但他一直没有参与这样的“砍手党”。他被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人,他也希望一直做这样的人。然而,在一次酒醉旷工被开除扣发工资、主管逼骂时,他突然暴怒,出手杀人了。
有时是散漫组织的集体行凶,有时是纯粹个人的铤而走险。凡触犯刑法者自然要受到惩罚。然而,我们从这些刑事抢劫和杀人个案中,还是可以听到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们的曲折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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