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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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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10日，台湾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造运动，史称“四一○教育改造运动”，要求政府正视沉疴已久的教育问题，并积极地勾勒出教育的蓝图，提出了四大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一方面记录了四一○教改运动的样貌，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这四大诉求的论述。教改运动早已过去，但是作者从未停止对教改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本书为我们一一呈现作者的思考历程，是我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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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94年4月10日，以作者为核心的教育界人士及数万群众走上街头，在台湾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造运动，要求政府正视沉疴已久的教育问题，并提出四大核心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以这次运动为背景，一方面记录了四一Ｏ教改运动的样貌，另一方面也对这四大诉求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指出台湾应借教育重建，形成现代社会的新价值观，从而释放台湾已经萎缩的生命力。
十多年过去了，对于这次运动的成败，对于教育问题，作者从没有停止过思考。其间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在作者看来，教育不是以升学为目标，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帮助孩子们望向未来，而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孩子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拥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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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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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雄，194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数学研究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1972—1999），退休后转任兼职。长年关怀教育发展，是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和台湾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早年曾至中学实验试教，深入教育基层。除微分几何专业论著外，还著有《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黑眼珠的困惑》、《木匠的儿子》、《老师，我们去哪里？》、《中西数学的比较》、《那里有条界线》、《高中数学实验教材》、《微分几何讲稿》、《数学教室》等书。其散文作品曾获第四届（1981年）时报文学散文推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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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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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篇
从教育前景到环境危机
增订版序
前言
第一篇 台湾教育的重建
当前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民间与教育部及教改会在看法上的差距
台湾教育重建的图景一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
三方会谈后的两点补正——小班小校的具体方案与进大学的机会
第二篇 希望的火花来自民间
为什么要落实小班小校?
表一：小班小校具体方案示意图
广设高中大学的几点争议
高学历高失业率的迷思
论文凭主义与广设高中大学
再论文凭主义与广设高中大学
表二：美日台及龄人口进大学机会之比较
社区大学与社会力复苏——附地方政府设置社区大学计划草案
一个逃避结构性问题的教育改革方案一自愿就学方案的全面分析
希望的火花来自民间
表三：《联合报》民意调查结果支持四一〇诉求
第三篇 自主·监督·开放·竞争
教育自由化是什么意思?
民间兴学与师资培育
中小学社区化的意义与实践
中小学社区化的实施方针
教育基本法融合版本的精神与内容
第四篇 巨大的蜘蛛网
四一〇教育改造与推动教育现代化
回应“连揆对四一〇教育改造的谈话”
巨大的蜘蛛网——与黄炳煌教授对谈台湾教育问题
专制民族的烙记——论台湾中小学的体罚问题
笑罢童年——剖析台湾教育的升学主义与管理主义
台湾教育的现实分析与因应政策
第五篇 2010年的回顾与评论
教育改革运动的惊奇冒险：人本主义、自由放任与社会正义
教改中的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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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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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民间与教育部及教改会在看法上的差距
一、
三方会谈结束前，李远哲与郭为藩两位先生对台湾教育改革之前途表示颇为乐观。我则认为，以目前教育改革的走向，未来绝不乐观，除非改革者敢于碰触台湾教育问题的核心，作结构性的根本改造。
自从近年民间教改运动兴起以来，教育部的回应一直远远落在潮流之后，把自己抗拒进步但不得不改一点的保守作风说成是“稳健的改革”，例如迄今犹（1）坚持义务教育阶段由国家控制，不肯开放民间兴学；（2）在高等教育方面延续发展技职教育的路线，且着力于用廉价的方式将专科学校升格为技术学院，不肯开放大学门户；（3）执意由中央管制中小学师资培育标准，不愿真正顺应师资多元化进而自由化的潮流；（4）对大班大校的恶劣教学环境未思大幅改善，只沿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小脚步地稍事降低班级人数，闭口不谈大校如何改成小校；（5）在教育体制上维持中央集权的管制，不肯因应权力下放，中小学社区化的世界趋势。
这样的改革步调便是教育部最近所公布《教育报告书》的主要内容。这本在今年（1995年）二月出炉，引起舆论广泛注意的所谓教育政策白皮书，果真能如其副标题所称“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远景”？有识者还章读后，只有掩卷叹息。
至于去年在民间要求教改的巨大声浪下所成立的教改会，固然是众目所瞩，关心教改的人士莫不投以深切的期待。可是教改会自成立以来，便陷入自我定位不清的困境，所推动的教改方向也未敢碰触当前教育问题的核心，我对教改会召集人李远哲先生的用心与诚挚素极敬仰，对教改会某些成员的开明与努力亦深为感佩，但以现阶段教改会的发展，我看不出台湾教育改革的前途，已有足以乐观的条件。
教育改革是台湾社会重建的工作之一，牵涉的幅面远在教育部门权责范围之外。教改会其实不必太在乎教育部目前的反应，当前教育部目光如豆的保守观点，必为历史淘汰。教改会应深入掌握今日台湾教育问题的根源，为“改进教育现状”与“未来人才培育”做一整体而根本解决之方案，计算其财务需求，直接向各部会提出。至于所拟方案最后能否实施，则为台湾社会力与政治力的事。教改会不必强要自己承担，以致自我设限，而把所拟方案之格局缩小，层次降低。
这次参加三方会谈，我于行前便告诉会谈主持人黄荣村教授，赴会之目的在于协助教改会重新定位，使教改会挣脱教育部保守观点的牵制。同时也不想在会谈中扩大民间与教改会的差距。但会谈结束不久，教改会即发表《第一次咨议报告书》。以其内容来看，我觉得民间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与立场，亟需进一步彰显，才能修正目前教育改革的走向。
二、
一年来教改会在公开的发言或文件中并未涉及当前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譬如民间所一再积极呼吁的“广设大学”一事，教改会迄今未正面回应，只着墨于二年制社区学院之设置，迄今未能认识台湾只有大幅开放大学门户，才能纾解升学压力，消除升学主义，拯救众多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青少年，从根本上面对青少年犯罪、自杀问题，以及校园暴力等日日激增的问题。同时台湾也只有广设大学，未来人才的培育才能配合21世纪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兼亦满足人们完成大学教育的强烈需求。台湾的教育、文化、社会亟待全面提升。只提供二年制社区学院，开授生活技能之课程，或升格专科学校，侧重技术训练，皆无法因应未来现代社会的需要。
三方会谈后李远哲先生代表教改会宣称：十年后将废除联招，并计划以大学入学渠道多元化代替联招。固然大学联招势必废除，但其先决条件为广设大学，大幅增加上大学机会。如果四年制大学不能广设，那么强大的升学压力必然一直存在，由于升学压力强大，此社区大学之设置与教改会目前规划之二年制社区学院旨趣有所不同。联招废除后实施美式或其他弹性入学方式将困难重重，争议不断。人的机会越少，便越计较。美式大学入学方式固然理想，但其背景为多数人皆有机会上大学。以加州为例，50%的国民可上一般州立大学，此外10%以上能进入加大系统之各分部大学，社区学院则对所有州民开放。没有这样的背景，废除联招前途堪虑，也无助于纾解升学压力。
事实上台湾教育改革要有希望，必须触动台湾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至少要彻底做到下列几件事：
第一，尽量让多数人民接受完整之现代教育，而不再是限制。
不能以提高大学毕业生平均水准为由，继续为大学把关，限制多数人上大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水准，不比提高全民的平均水准重要。广设大学，并健全大学教育的功能，将会提高全民的平均水准，有益于台湾社会文化之大幅提升，并为21世纪现代社会所需的公民素质与人才培育，作相应的配合。当大学毕业不再是精英阶级的标志，各界用人唯才，这时候文凭主义便可以打破。以后大学应进一步开放给所有年龄层之人民，不再限制只有年轻人能进大学。真正开放大学门户，人民要读大学与否，国家应尽量给予其自由选择的机会。
这里有几点要特别指出：
（1）在升学竞争中，弱势阶级或族群之子女，竞争能力较弱，容易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或非出于自愿地提早转入技职系统。在教育领域中，国家应尽量保护人民在长大成人之前，不致因其先天出身或所属族群，而受到差别待遇。广设高中大学的意涵之一，便在降低此一差别。
（2）台湾社会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但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为阶级流动率。阶级流动越大，表示人越有机会依靠自己努力而提高社经地位，广设大学可直接提升阶级流动率。
（3）社会分工应透过人们自由选择及长大后之自由竞争，去决定每个人的行业。政府限制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或太早强制人民职业分化，是对个人的歧视，有违社会正义，国家没有这项权利。
（4）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越健全，国家越进步，人会创造未来社会的面貌，也会创造新行业。
（5）台湾目前大学生半数以上委由私立大学培养，是因政府逃脱责任。在美国，大学生有五分之四接受公立大学的教育，只有五分之一就读私立大学。台湾目前则倒反过来只有五分之二进公立大学，五分之三皆为私立大学学生。广设大学是现代国家之政府对人民应负的责任，不能逃脱。相对而言，人民教育阶段的教育，政府却一把抓，不肯真正开放民间办学，其目的在遂行其国家控制。
三、
今天台湾教育病得十分沉重，病到每一个人都束手无策。即使是一个有才能、有抱负、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只面对自己的工作，亦徒呼奈何。几十年来许多好的教师都于心不安，一个个或离开教职、或妥协或消沉，造成师资反淘汰的严重现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今天台湾教育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便能加以处理的。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来自几十年来政府所抱持“集权－管制”的牧民心态。这种心态在教育政策上显现的特征，便是“限制－封闭－计划”。像冻结人民教育之民间兴学，强制七成初中毕业生进入技职系统，高中太早文理分流，大学采联招，不开放大学门户，各级课程、教材、师资严密管制，教育行政中央集权等，无一不是这种心态、这种特征的反映。
要改革台湾教育，必须改用现代教育中以“鼓励－开放－发展”为主轴的新世界观，触动结构性问题，来进行台湾教育的重建。除了广设高中大学，开放大学门户，使多数人民皆能透过自由选择，充实自己之外，其他至少还有下列几个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面对而不能逃避：
第二，切实改善教育环境。
如落实小班小校及广设社区图书馆，并充实其图书与设备。当前学校的两大弊病，一为升学主义，另一为管理主义。广设高中大学是针对升学主义，打开升学窄门而设，落实小班小校，则为了要在环境上发展出人性化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消除管理主义。但目前只谈小班，不谈小校，管理主义必然无法消除，学生还是会视上学为畏途。只有改为小校，人性化的教学才可能逐渐形成。政府与教改会也应体认到小校是现代国家中小学应有的学校形态。西德每校平均116个学生，法国96人，日本372人。台湾则平均高达人，都会地区学校高达5000人以上者，屡见不鲜。日本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会区，学校最高亦不超过30个班级。教育部每论及小班小校，便以日本直到最近才将班级人数降至40人以下，替台湾四五十人的大班找借口，却略去日本自始便一直维持小校的事实。如何大幅改善中小学教育环境，改大校为小校，是教育施政者的责任，不能以办不到为借口，而逃避责任。面对土地取得的困难，施政者应发挥一点创意与想象力，拟出一套可行的方案。我亦在后文⑩中试图提出一份具体方案以供参考。而且只谈小班，不谈小校，是开倒车。如果教育资源投入小班，同一学校校地必须增加班级，只好再增建教室，多盖四楼、五楼，日后若要改小校，徒增资源浪费。我所提之具体方案好处是小班小校一并解决。
第三，发展“自主—监督”的教育制度，取代目前“集权—管制”的官僚化体系。
（一）中小学社区化：
台湾目前教育的积弊，很大部分来自教育决策过分中央集权。现代国家的中小学，其重要特征是“社区监督，家长参与”。台湾如何把中小学社区化，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民间经多年来深入讨论，建议教育决策分中央、地方（指县市）、学区与学校四级。学区由数所或十几所学校所辖现有就读区联合形成，同时考虑人文、自然、社会诸因素，经修改后勘定，发展出“学校自主，学区监督，地方评监协调并分配教育资源，中央则司评议及提供教育资源”之教育分权。
（二）师资多元化与自由化：
教育部目前亦拟出一套“师资多元化”的方案。以方案之实质内容看来，教育部并无心使师资多元化，相反地，教育部白皮书所提的师资培育标准，其实是目前封闭的师范系统“扩大化”。我们须让师资真正多元化，甚至自由化，才能促使已僵化的台湾教育更生。民间主张师资应完全开放，赋予教师充分之教学自主权，由社区监督。
例如分两阶段规范师资，第一阶段（教师初聘五年内）应完全自由化，由学区自订聘任标准，第二阶段则多元化，教师于工作五年后，除经学区同意续聘外并须取得教师证照。在这种“开放－自主－监督”的原则下进行教学，目前师资反淘汰的现象才能遏阻，师资的更生也才会加速。连目前偏远地区师资不良的情况亦可大幅改善。许多年轻人大学刚毕业，愿意用两三年时间赴各地（含偏远地区）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先给他们机会。比起一般被发派到远地的正式教师，这些年轻人更能启迪小孩的心智。不论是根据目前《师范教育法》或根据日后教育部规划下的《师资培育法》，对于那些经过重重关卡才取得教师资格的正式教师来说，教书是一生的职业，除少数例外者，其志并不在赴偏远地区发展。被分派至偏远学校，是不得已。但对那心想短期僻居山地或海滨，以求取一段珍贵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段经历却是认真的，两者教育效果便不一样。所以说，开放师资自由化，亦有利于提高偏远地区的师资水准。
第四，尊重各弱势族群与阶级之主体性、强调多文化之教育政策。
台湾社会长期在特定政治意志的主导下，一直强调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概念的父权思想，无视甚至践踏弱势族群与阶级之自主与尊严。以原住民为例，部订统一教材长年在灌输汉人虚构与编造的吴凤故事，扭曲并侮辱原住民之文化与尊严。赴原住民学校的汉人教师在不懂原住民文化与语言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成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共犯，间接消灭原住民文化。
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启迪国民跨越族群、阶级甚至国界的心灵，培养其“人类一家”的情怀。现代教育的精神，尤其应强调各弱势族群与阶级的主体性，强调多文化的教育政策。例如设置“原住民文化学院”。赴原住民地区任教之教师，应在学院中修习至少一年之原住民语言及文化课程，或具有其他同等性质的训练。对于其他弱势族群（如残障、妇女与客家）与弱势阶级（如社经地位较低）之子女，学校应致力于提升其所属族群与阶级之尊严，例如让一位街夫或捆工的子女，会因自己父母是街夫或捆工而引以为傲。教材与教师日日与学生为伍，应直接驮负这项任务。
另一方面，弱势族群与阶级在考试竞争中亦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教育机会与资源亦应特别受到照顾。政府应设置原住民与残障者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之保障名额，另一方面，对所有人民提供大量助学贷款与广设高中大学等，皆直接或间接有助于降低族群与阶级之先天差别。
四、
教育改革工程错综复杂，四月七日教改会发表其《第一次咨议报告书》。由报告书的内容来看，教改会与民间的看法仍有很大差距。例如上述几个结构性问题，皆为当前台湾教育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事，可惜教改会的报告书并没有碰触这些核心问题，也没有针对它们，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逃避这些结构性问题，将无法解决当前教育的困境。
其实四一○教育改造运动发起之初，民间已确实诊断台湾教育的弊病。其一为升学主义，另一为管理主义。从外在条件来说，解除升学主义的根源，须“广设高中大学”，彻底纾解升学压力；而解除管理主义，则须“落实小班小校”。但这样只是改造外在条件还不够，进一步，制度与精神更须配合改造。“推动教育现代化”便是为了这个目的，教育现代化的精神是：
（1）尊重个人的自主与创造，强调个体发展，重视各族群与弱势阶级的主体性教育，并由此发展多文化教育政策。
（2）教育的主要课题不在把人分类，把人分等，把人分级。正好相反，它的目标是健全教育环境，提供教育资源，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透过其自由选择，求取最大的内在发展。较进步的现代国家，皆鼓励其多数公民尽量去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大学教育），而不是反过来再加以限制。
其实教育现代化是四一○教育改造运动的核心诉求。在这两大精神之下，台湾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已清晰可见。
五、
“制订教育基本法”是希望将教育现代化的两大精神融入其中，指导修正各级教育法的方向，规范教育当局的施政使台湾的教育在各个角落的实践能由此走向现代化。其实四一○的教改诉求，原来便有这样完整而严密的体系与设计。上述几个结构性问题，也都是这体系中的一部分。教改会起码应该把这几件事融于其改革方案的探讨中。这样做教育改革，才能对症下药。但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势必需要大手笔的经费支持。今天台湾教育弊病丛生，其主要原因除了经由中央集权，强制教育直接为政治与经济服务之外，便是教育投资长年偏低，忽视教育品质。大班大校即为明证。当前教育重建的工作，一方面要舔愈过去四五十年粗廉投资所留下来的后遗症，另一方面更为了迎向即将到来的现代社会。这些都不能再用粗廉的手法去达成。教改会在拟订教改的整体方案之后，应计算其财务需求，向行政院提出“教育改革过渡时间教育资源七年计划”，逐年编列预算，并寻求民间与立法院的大力配合。
这些年由于立法院监督力量渐起，政府长年违宪，编列教育预算偏低之事，被公开揭发。各学校与研究单位顿时增加很多教育资源，但因缺少教育重建之大方向，会计制度又僵化而只重形式，以致大量经费被滥用，甚或消耗在大肆破坏教育环境之硬体设备与建筑上。教改会提出七年计划之后，这些滥用的资源应放回主要的改革方向上，使教育现代化的目标逐年达成。但因教育改革牵涉幅面较大，所需经费节流之外，尚需开源。以目前眷村整建计划，即编列3560亿，高速铁路4400亿，核四厂亦已追加至4800亿来说，教育改革是台湾社会重建的重大工程，其重要性自凌驾于眷村整建、高铁与核四厂等这些颇有争议的工程之上，其影响亦远较深广。如果所拟教改方案确能高瞻远瞩，每年编列500亿至700亿，前后共七年提供所拟方案逐年实施，台湾社会由下而上将会积极支持。只有我们如此严肃而郑重地面对当前教育重建工作，台湾教育的前途，才可望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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