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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中国有它特有的模式，有它特有的速度，有它特有的逻辑。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眼里的中国却变得越来越陌生。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那么，不妨来看看这个日本人笔下的中国。当然，他不是外人，他来中国八年了，他都是北大硕士毕业生了，他已经是中日问题专家了。
加藤嘉一最新力作《中国的逻辑》，尖锐而不乏真诚的直指中国的问题。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人，但你有必要读读他的观点。在发展和成长面前，情绪只是幼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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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
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
他以活跃的发言、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
他激起无数反对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
他以20岁的狂气扎根草根，用40岁的视野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城市、经济、改革、奥数、蜗居、体改、户口、妇女、帅男、地震、学费、网论、世博、成功、地铁、服务、民工、礼让、红包……他的特立独行和观察所得，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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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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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奥数的逻辑
网论的逻辑
80后的逻辑
90后的逻辑
成功的逻辑
服务的逻辑
礼让的逻辑
零钱的逻辑
帅男的逻辑
蜗居的逻辑
官腔的逻辑
红包的逻辑
老朋友的逻辑
弱国的逻辑
信心的逻辑
第二部分
2011：中国“体改”元年
草根的政治
当官没那么靠谱
妇女与长寿
核心利益：底层群体与学前教育
绿坝之争
去回归的政治
大庆前夕的日落
2008年中国外交：“亮剑”之年
体育帮政治
上不起学怎么办
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
中国人为什么闯红灯
第三部分
被高估的加工基地
不合格的教师
城市的印象
地铁的故事
家长的幼稚与无知
另一种民工荒
世博的记忆
四川地震：纪念与反思
闲人和有钱人
致北大学子：师生恋与麦当劳
户口与休假
三亚的夜宵
中文比英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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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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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
我一直关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摸索其规律和模式，这样有利于与他们沟通。在我看来中国是文化、习俗、惯例等味道浓厚的社会，它们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对此虽然我也尽量想办法加以解释，想借此提出我眼中“中国人的不可思议”。首先声明，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彻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义的。
一、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消费税”是百分之多少？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生存之道，消费是每一个国民的生存之道，国家是依靠国民纳入的税金被养活的。在日本，消费税多少是国民最密切关注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这一点，一定要下台了，内阁要垮台了。5%和8%是彻底不同的概念，但几乎所有中国人不知道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被国家扣了多少。
二、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人习惯问星座，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悠闲，没什么，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成问题。“血液”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我小时候遇到过车祸，出了大量的血，迫切需要输入血液，若那时父母不知道我的血型就惨了，我就基本没命了。知道血型，这是常识，不要等待“到时候”在病床上查清。
三、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官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不怎么上课，似乎也不具备写学术论文的素质，他们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优势，以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去“换取学位”。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四、中国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上次我跟一个几乎同岁的中国女孩聊天时对方谈到：“性交不是经嘴巴完成的吗？”我一时语塞，怎么有这样的理解？据我观察，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性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牵涉到生育的大事，应该重视起来。在日本，从初中开始开设“保健体育课”，男女生一起接受性教育并一起讨论。而许多中国老师把它当作忌讳不深入展开，孩子们则通过所谓“A片”享受性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深远的社会问题。
五、中国人为何在开会时不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还大胆接电话？不觉得很失礼，没面子吗？这与中国的“面子文化”自相矛盾，不仅影响会议效果和秩序，还阻碍了和谐与发展。说实话，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每次特别想站起来好好教训那些毫无礼貌的所谓专家学者。中国的会议现场往往都是人越来越少，刚开始有很多人，茶歇一次，大家交换名片，将近一半的人达到目的就离开。在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到最后的往往是外国人，中国人除了主办方或与它相关的人之外都基本提前退席，去忙自己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作风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六、中国人的电动扶梯为何不连接在一起呢？为何上下楼梯需要绕到另外一侧呢？这样很麻烦，要是遇到那些在公共场合上表现很不文明的人阻挡走廊，就要花很长时间，严重浪费时间资本。我知道店方是为了让客人多看看产品，尽量促进消费，但这样造成人的流动陷入严重低效，从社会运转效应看绝对弊大于利。
七、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呢？我已失去耐心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了，只好打电话、MSN或直接见面谈。是中国人没有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还是根本忽视我这个人？这是许多老外之间普遍的“抱怨”。我跟其他日本人或外国人之间几乎是快速、同步来回邮件，这被认为是信任的基础。其实，电邮既能节省见面的成本，与电话相比更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反而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在我看来，中国人没有明白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优势何在。
八、中国为何有那么多“闲人”？我知道中国人多，许多人下岗失业。但不说外地，连北京这一世界中心任何时候都能看到闲人，他们天天与邻居聊天、打麻将、下棋。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可干的事儿吗？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至少有3～4亿闲人。我发自内心地想知道，那些闲人是靠什么吃饭的？是国家补贴？亲人给钱？还是赌博呢？
九、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有手纸的厕所？五星级酒店基本都有，但许多商场、超市、餐厅、书店、公厕等地方都没有放置手纸，这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造成厕所变得更乱、更脏。从保持卫生、文明、秩序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我觉得，国家还是需要制定有关规定，要求所有公私场所务必准备手纸比较现实。
十、中国的家长为何“干涉”孩子那么多年？许多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给予照顾，包括买房买车、就业、搬家等。长此以往，不管这个年轻人多聪明，他都无法靠自己的双腿独立走下去。在日本，孩子基本上高中毕业就半独立，只要大学学费的一半，其他都自己打工。大学毕业就彻底独立。日本孩子是向父母借钱的，我至今还有5万多人民币没还。
户口与休假
2009年2月，“户籍新政”这一重要民生话题在中国舆论界讨论得如火如荼。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居住证转户籍需要满足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７年；参加上海保险满７年；依法纳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无违反国家及上海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等条件以及在上海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在上海远郊地区教育、卫生等岗位工作满５年等优先条件。
我对新政有三点看法：从手段上看，这个办法一点都不新，采取的是过去的购房落户的老一套，至少没有跳出最近同样变热的蓝印户口；从动机上看，它出于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基于体制改革、解放思想；从受众上看，是面向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垄断品，而不是为绝大多数献出血汗的老百姓服务的公共品。它不会吸引广大老百姓的关注和配合，它也不可能摆脱先富论和城乡二元化的改革困境。《办法》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局限性的。总之，此轮户籍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
作为一个出生在日本农村，而且搬过许多次家的人，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难以产生亲切之情。每一个日本人都理所当然地有户籍，更严格地说原籍，大部分人的原籍和当前的所在地是不一样的，但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每当我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母亲到所在地政府的窗口去申请全家的“住民登录”，一家五口人就自然成为这里的居民，随后就自然享受所在地提供的教育权、医疗权等。当然，日本每一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生活环境是有差距的，但这与户籍制度本质上无关。许多年轻人离开出生地，走进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名义上、实际上都成为所在地居民。日本人本身不具备什么城市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等意识，因为户口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身份，更不是自我认同。
反正，户口对日本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式，对于国民的现实生活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日本人对户口是陌生的。坦率说，我也是来到中国以后才真正开始思考户口这一问题。因为中国人与户口的关系呈现出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若没有户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户口在我看来制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个极端：既保证了三十年以来GDP增长率，也给未来走向增加了政治成本。
我相信，除了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并具有当地户口的既得利益者外，绝大部分中国人对现存的户籍制度是不满意的。在老百姓眼里，它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性化。在知识分子眼里，它既是停滞不前的，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改革的阻力一目了然。对于城市来说，户口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地方第一”主义，既有利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保持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同时更加高效地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农村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取消户籍制度后农村陷入破产。谈到农村，事实上，在土地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户口方面也很难动手。在我看来，取消户口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相结合是农村改革的必经之路。
政府为什么保留或维护目前的户籍制度呢？我们要知道，政府的做法永远都不会是“不成立”的。它对政府来说自然有其道理，但制度的真正合理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满足国民幸福指数的客观需要，是否成为了这一指数的客观障碍。
从经济的角度讲，户口制度是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采取的，为了工业的发展而消耗农村的制度遗留。现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进入科学、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时代，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户口剥削农民了。从政治的角度讲，农业户口意味着极少的发展机会，保留农业户口则意味着受社会的歧视。从教育的角度讲，户口在高考中作用极大，不同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在升学方面的待遇完全不同。
总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还需很长一段时间，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与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来华后的感受相结合进行思考，它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户口不等于身份，身份不等于自我认同。到那时，城市居民、农民工等身份和认同将彻底从社会中退出，无论是北京朝阳区出身还是贵州毕节出身，你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公民。
同一时期，在中国民生范围内广泛被讨论的焦点，是五一黄金周休假问题。
毋庸置疑，所有人都喜欢休假。在平时繁忙有序的上学或工作中，能够放假，给自己放松的时间，是很快乐的事情。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常说“休息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认识。
我们日本人把休假理解为两种，一种是休日，指的是所谓周末，劳动法规定每一个国民在一周内至少休一天假。另一种是祝日，指的是所谓节日。根据《关于国民祝日的法律》规定，适逢祝日，国民是有权利和义务休假的。我们通常带着喜悦的心情，把它称为“国民的祝日”。自从2007年以来，它一共有15天。这数字在发达国家里面最多，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一事实与日本人的“工作狂”之国民性背道而驰。
我来到中国已有七年，发现中国与日本的休假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关于相同点，两国政府都对休假进行了明文规定，明确休假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当局所制定的法律被执行的过程中，通常带着执行上的调整和政策上的变迁。
关于不同点，日本的假期一般都是短假，除了最重要的元旦前后的长假（12月29日之1月3日）之外，其他基本都是一天。“国民的祝日”却有很多种，包括建国纪念日、天皇诞生日、宪法纪念日、儿童日、成人日、绿色日、体育日、文化日等。种类多和休假短是日本祝日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休假的特征是种类少和休假长（“节日”和“休假”不同）。
中日假期的差异，是由历史和国情的差异决定的。每一个国家对“国民的祝日”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的需求以及背景的变化随之调整的。笔者认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有关休假的讨论也不例外。
3月25日，广东省政府召开“五一”黄金周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5月1日至7日放假，其中1日为国家法定节日，2日、3日为周末，4日、5日与9日、10日对调，6日、7日为带薪年假。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回应说，“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单位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
3月27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办关于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要求，不再进行调休。
看到这条消息后，我有几点感触。
首先，我对于这三天内在广东省政府与国务院之间，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展开的“交涉”感到惊讶。其他地方政府也在考虑当地居民的劳动生活、旅游业发展、扩大内需、经济刺激等情况下，积极参与这场交涉。更令人欣慰的是，交涉的中间还有媒体和公众，即舆论的参与。那几天，我也听到政府官员、专家、媒体以及普通老百姓密切关注“要不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不同声音。中央与地方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大家讨论得热烈而广泛，积极而活跃。这一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了，将持续地开展下去。
其次，今天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休假？政府提出与以往不同的法规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冷静回想，虽然日本国民与以往相同，与中国人相同，仍然喜爱休假，没有休假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休假的立场似乎已经“定型”了。至少肯定的是，休假不太可能引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也不太可能引起民间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日本人对休假的态度，已经有所淡漠，觉得“就这样吧”。
之所以当代中国人这么密切地关注休假，并对此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国家正在改革中，社会正在转型中，人民正在崛起中。休假也许是牵涉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最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它既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义务，也是公众必须维护的权利。
无论是制定休假，取消休假还是恢复休假，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既不该自上而下，也不该自下而上，是应该官民互动的。舆论的碰撞总是有好处的，从长期和大局看，更是利大于弊的。
服务的逻辑
2009年5月的某一天，我从吉林省的延吉出差回京，那次来回都坐了飞机。回京的飞机是早上8点45分起飞，我大概7点45分到了延吉机场，没有托运行李，很快就拿到了登机牌，感觉很顺利。
走到安检处，大概8点多。突然发现，排队的乘客特别多，我以为是因为早晨的高峰期，所以乘客自然很多，开始担心能否来得及。仔细观察，不知为什么，一共有三个安检处，向我们开放的却只有一个。我决定跟安检处的监督员商量：
“这是怎么回事？人这么多，还只开放一个口，乘客来不及登机怎么办？另外两个口也开了吧。”
“人手不够，其他人都吃饭去了。”
“吃饭？吃饭和公务哪个更重要啊？那你来负责那边的口吧。”
“我有我的工作。”
过了10分钟，有8个人一起吃完饭回来，数了一下，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一共12个人，等于三分之二的人在登机高峰时段离开岗位，集体吃饭。有惊无险，8点35分，我勉强赶上飞机起飞了。在现场，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乘客还有很多。
前几天的上午11点半左右，我到位于中关村的邮局领款。邮局里人不多，我立刻觉得很幸运，以为不用排队，能迅速办完。突然发现，一共四五个窗口中，只有一个向顾客开放。领款的窗口没开。我决定向唯一一个工作人员咨询：
“请问，你们为什么只开放一个窗口啊？这边呢？”
“其他人吃饭去了。”
“现在不是营业时间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等一会儿吧，他们马上回来。”
我等了15分钟，刚吃完饭回来的女工作人员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却对我没表示一点歉意。我没追问，知道说也没用。走出邮局时看了一下营业时间：9∶00—17∶00。
大部分读者朋友都很有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这是绝不应该发生的。机场和邮局都是公共服务场所，这里的工作人员作为公务员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是对国企还是对民企，顾客不是上帝吗？企业不是依靠我们吃饭吗？我的问题是，以吃饭为理由拒绝向公民提供服务是否合理，是否可以被政府和公民原谅？
假设吃饭导致我错过飞机究竟是谁的责任？机票的费用能返给我吗？我在邮局里等待的时间是值得浪费的吗？如果不是，究竟由谁来把时间还给我？中国人难道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道理吗？
我很严肃地向邮局提出建议：如果员工们在中午时非得集体吃饭，而无法轮流吃饭，请至少把“营业时间”改为“上午8∶30—12∶00，下午13∶00—17∶30”。
同样不像话的服务形态，我跟着旅游团到外地的时候也经历过。
2009年底，我第一次跟着内地的旅游团参观了九寨沟和黄龙。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我感到好奇且产生洞察欲望的是：内地人的旅游风格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坐中午的飞机，从成都到达九寨黄龙机场。藏族居住的阿坝州，充满异国的风情。吃完午餐，大概是下午3点钟。导游说：“一会儿要经过海拔4000米的地方，去往黄龙。”
哦，很奇怪，黄龙不是第三天去的吗？怎么突然改计划了？导游不解释理由，只是要求：“大家不要在车上睡觉、聊天，必须听我讲解，这是对导游工作的尊重哦！”
到了黄龙，已是下午4点半了。很冷，下着细雨。导游说：“不管爬到哪里，5点半务必往回走，6点半要回到车上！”
哦，又奇怪了，被列为世界遗产的黄龙，其入口到顶上有4公里，来回8公里的距离。一般要花2至3小时爬上去，何况高原旅游，容易头疼、胸闷。我使出全身力气爬了上去，到了顶上的五彩池，细雨变成大雪。周围没人，看了手表，正好5点半，立刻返回。回到车上，6点28分。
果然，只有我看到了五彩池。其他游客好像很早就回到了车上，打扑克、聊天，吃东藏特色的青稞饼。几位游客还不停地抱怨我说：“你怎么这么晚啊？天都黑了，快坐下来，要开车去酒店了，饿死了！”
哦，太奇怪了：“好不容易到了黄龙，你没看到五彩池，难道没有丝毫的遗憾吗？我是唯一看到的，又没有迟到，还以为你们问我五彩池长的什么样子呢？”
很愧疚地坐下来，顿感疑惑：在这里，导游怎么这么不像导游，游客也不像游客呢？导游和游客都没有扮演该有的角色。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不像旅游的旅游。
导游明知道游客来不及到顶上，凭什么那样安排？第二天去九寨沟，第三天上午还空闲着，为什么不安排那时去黄龙呢？黄龙是所有景点中海拔最高的，把它安排在第三天还能避免游客们的高原反应呢。
游客凭什么不批评导游？你们花2300元来干嘛呢？作为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公民，在那样极端不合理的情况下，不是该向导游咨询原因，要求解释，并给出应有的反馈意见吗？
我设想一下，如果在日本会怎么样呢？首先，导游不可能“那样”乱七八糟，一定内部之间沟通好，把游客交费时所提供的行程安排落到实处。其次，遇到“那样”的情况，游客们会立刻凭集体优势去要求旅行社还款。最后，旅行社绝对还款，让领导正式向每一位游客表示歉意，甚至有可能提供“慰问金”，免得被媒体曝光，使公司信誉受损，甚至破产。
朋友曾告诉过我中国人的旅游方式：“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什么都不记得”，这意味着利益攸关者不注重旅游的礼仪、细节和美妙。经过亲身体验，我似乎明白了些。
日本被说成是服务大国，我来到中国之后，确实每时每刻感觉到在服务水平和精神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不过，在北京的日本企业也五花八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咱们看看两家店的例子，作为案例分析。
东京的半夜，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民营企业，许多写字楼都灯火通明，日本人是真正的工作狂。不分白天和晚上，只要上司不走，同事还在干活，你也得跟着干，不能回家。因此，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对大都市的健康运转绝对不可或缺。上班族可以在加班中途出来放松，吃喝点东西，过艰苦日子的大学生也有地方打工（半夜的薪水比白天高20%左右）。反正，在日本，便利店的地位独一无二，必不可少。万一消失，大家一定会崩溃。
7-11（Seven
Eleven）是最普及而有名的，在今天的北京也随处可见。对生活在北京的我，就像在日本的时候一样，7-11照样是绝对需要的。有时特别想念祖国的饭团儿，我就去7-11。饭团儿包含的是日本人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北京的7-11当然是本土化了的，消费者大部分是中国人，必须尊重他们的口味，比如那些中式的盒饭（等于日式的便当）是中国特色的。
有一天晚上6点钟左右，我去了地铁2号线东四十条站后面的7-11，目的是买两个饭团儿。我晚餐经常如此，很简单，令人联想起家乡的味道，很享受。我兴高采烈地拿着饭团儿走近收银台，突然发现，大概10多个人排队，而店里只有两个服务员，只开放一个收银台，另一个人负责打包。等了一刻钟，才轮到我结帐。
我只是想，买两个饭团儿花15分钟值得吗？商品是现成的，场所是便利店。我了解那是下班时间，晚餐时间，客人一般很多，是店方最忙碌的时刻。问题是，店方为什么不增加人员呢？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符合在便利店工作的劳动力应该不缺。消费者为何要去便利店？向店方要求的不是质量，也不是廉价，而是时间和便利，否则没有去便利店的意义和动机了。
我之所以如此固执，首先是因为自己是便利店的常客，其次是7-11是日本的。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不愿意看到昨天那样的场景。买两个饭团儿也好，一块三明治和一瓶乌龙茶也好，让购买者排15分钟的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昨天的现场，所有排队者都在抱怨，说明他们对现状不满。两个服务员却根本不在乎，动作也很慢，缺乏服务业该具备的敏感性。
我建议，7-11北京的经营阶层派人“秘密”调查，评估各家分店的服务现状。如果许多店都处于我昨天看到的那种状况，7-11在北京居民眼里的形象就会彻底受损、恶化。如果人员不够，就请加派人手。难道连增加几个工作人员的财力都没有了吗？不至于吧，毕竟是经济大国日本最有实力的便利店，应该能做到。
不过，在北京的日资服务业里，我也遇到过非常令人温馨的场面。
2009年9月某一天，我逛北京大望路时忽然看到了一家日式咖喱餐厅叫“COCO壱番屋”。很惊讶，因为这家店就像日式牛肉盖饭的代名词“吉野家”一样，我在日本生活的18年里去吃过无数次。它的外号是“COCO壱”，日本人都这么叫它，我上学期间也经常参加它举办的活动：20分钟之内吃完1公斤的咖喱饭就免费，否则要付规定的费用。我挑战过五次，只有一次成功，其余几次都付费了。这个活动好像在北京分店里没有，估计老板害怕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外地的民工吃得很多很快，成功率很高，就不合算了吧。
我虽然刚吃完饭，但特别激动，就进去点了最小的咖喱饭。不错，很正宗。我落座后，年轻的女服务员立刻过来问我：“先生您要温水还是冰水？”我说：“请给我杯冰水。”我停下来想了一下：一、中国餐厅的服务员很少这样主动问客人，如果问基本都以收费为前提，是为了让客人多消费的推销策略。二、日本的“COCO壱”从来没有那样问客人，因为日本人基本上喝冰水。服务员一般看到客人进来、坐好，确认几个人之后马上把冰水拿过来，然后开始点菜。水是免费的，日本的服务员也不推销饮料。
我想，服务员之所以主动问“先生您是要温水还是冰水”，是因为日本餐厅在中国这一事实。中国人不一定喝冰水，甚至喝冰水的人属于少数，大部分人都喝常温的，理由应该是习惯性的，基于中医思想，保护胃口，毕竟直接喝冰水对胃口造成压力，这点我很欣赏。
毕竟是位于大望路这一写字楼集中区域的日本餐厅，许多日本人也来吃饭，我看周围大概四分之一的客人是日本人。我相信，我长得跟中国人差不多，并跟服务员说中文，对方也应该下意识判断我是中国人，但她还是按照店里的规矩问我。
对，那是“COCO壱”北京分店的规矩，无论客人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第三方国家的人，都统一主动问客人要温水还是冰水，为的是尊重客人的喜好。正如一家日企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的“品牌战略”：在保证原来日本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适应当地中国客人的习惯，同时尊重日本客人本来的传统。到日本餐厅，改变习惯喝冰水的中国人很少，来到中国后改变习惯喝温水的日本人也很少。“COCO壱”的做法无疑是因地制宜的。在跨国企业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努力调节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产生的矛盾的精神，值得赞扬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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