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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Q,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
林贤治编著的《一个人的爱与死》深入到鲁迅的心灵深处去探秘,写出了对鲁迅独特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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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一个人的爱与死》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
《一个人的爱与死》为林贤治对鲁迅的一些专论与述评,其中包括”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命运”“五四、鲁迅与胡适”“鲁迅三论”等文章。作者在对鲁迅深入研究多年的基础上,力图为广大作者还原一位真实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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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林贤治,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文版、韩文版)等。主编《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人文随笔》等丛书丛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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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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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
哲学的回顾
人学:哲学与文学的通观
存在:绝望的反抗
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
五四、鲁迅与胡适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
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
就李敖评鲁迅答记者问
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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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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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绝望的反抗
憎,这一与爱相生相克的激情,必然导致非平和的行为,导致对既成局面的反抗。由于人的境遇是绝望的,所以,反抗这境遇也就成了绝望的反抗。他在致赵其文的信中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绝望的反抗,乃从自身存在的本然处境出发,而结果也并不能消除处境的荒诞性和悲剧性,但可以在确信命运之无可避免、无可改变、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不作屈服的表示。唯有这时候,作为实有而显现的“绝望”才成了虚妄,因为通过这一富于勇气的选择,一个人被赋予了存在的本质的庄严。
辛亥革命前夕_,青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中叫喊不平和反抗,猛烈抨击中国式的社会理想:“不撄”。反抗,不是“乱”和“犯”,“闹点小乱子”,不是“彼可取而代之”,而是彻底的反叛。对于鲁迅和他的哲学,用“反抗”来代替一贯袭用的“斗争”一词,无疑是更为恰切的。斗争,显得太笼统,容易被理解为势均力敌的较量,甚或自上而下的诛杀;而且,斗争一般地说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而反抗则指向现存的否定,强调当下的瞬间性,由于体现了一种虚无感而带上彻底的明了性。反抗显示,斗争双方的位置与实力是不对等的。反抗意味着在上下、大小两极对立的境地中,始终以下和小为本位,永?放弃对抗。由于下和小所承受的处境压力是先定的,因此,被迫而作的对抗一开始便具有了报复的性质。正因为这样,鲁迅也就常常把反抗称作“复仇”。
反抗是鲁迅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说,鲁迅哲学就是反抗哲学。反抗把实在世界与精神自我,存在境遇与个人行为,自由选择与命运归宿连结起来,充分体现了鲁迅哲学的自为性。
7反抗的个人性
生命的个体性质,注定反抗只能是个人的反抗。在鲁迅哲学中,固然没有上帝,没有天启;但也没有?师,没有圣谕。西方的存在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等关注的是内心的秘密,而鲁迅,重视的是行为与内心的一致性,也即自主性。他的关于个人化的思想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尼采,一是施蒂纳。尼采偏重文化思想,施蒂纳偏重政治思想。在著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倡导无政府主义,强调以个人自由代替社会制约的重要性。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空前活跃,尼采、易卜生等个人主义思想家也都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但是,无论作为政治运动或是文化运动中的权威人物,都恰好在他们的职业宣传中放弃了这一时代现象?后的现代意识——个性解放。唯鲁迅执著于自己的哲学信仰,提出并坚持了“思想革命”的口号。所谓思想革命,其实是个体革命。它的含义是:任何革命,只有通过参与者的思想自觉,才能有效地进行;否则,不会给个人历史性的具体存在带来裨益。鲁迅对阿Q及“阿Q党”的造反的描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革命观。他多次比较佛教中的大小乘教,总是扬小乘而抑大乘,实质上是强调思想行为的个体性。集体与个人,平等与自由,本是密切相连的一组哲学范畴;由于思考重心的转移,在鲁迅的文本中,前后有着极其微妙的变化。但是,看重个体生命是一以贯之?。鲁迅终其一生,不愿加入任何党团,理由是:团体“一定有范围”,且得“服从公决”,所以他说,“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即使后来加入一些组织,也是纪律并不严密的,可以容许他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不至于仅仅成为“整体的一部分”,甚至在“拘束性的祭坛”上被谋杀。联名发布政治宣言之类,也并非服从来自外部的意志的驱使,而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责任。他曾经表白说,在他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在这两者之间,他又明确说道:“我是大概以自?为主的。”
在反抗的个人面前,是不存在偶像的。反叛者是天生的“破坏偶像者”。所谓偶像,既可以是权威人物,但也可以包括制度、机构、观念,各种阻碍人类进步的庞然大物。爱德华·希尔斯阐释的“卡里斯玛”一语,庶几近之。它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权力有关,因而具有神圣性质,成为统治社会的信仰、价值和秩序的象征。由于个人是历史和人类全体必须通过的范畴,所以偶像是反个人的。破坏偶像及其神殿,就意味着回到个人那里去。
作为政治偶像,在鲁迅?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是“权力者”,还有“僵尸政治”、“官僚主义”等等。他对权力者及其整个的上层建筑的抨击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对权力本身,也都怀有一种不信任感。当他直面惨淡的人生而追问“谁之罪”时,权力便以它无所不至的独尊地位,成了罪恶的根源。正是对于权力者的神圣的憎,使他个人同众多的被压迫者休戚相关,奠定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不同于“古风式的人道主义”的是,他反对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指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对于同类是“恶”,但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中国的权力中心社会,不能不给他的哲?涂上现实政治的浓厚色彩,而有别于把个人视为自足的社会原子,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系的西方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个人永远向着一个“共在”——广大的被压迫者敞开。
在后来的西方存在哲学家当中,在对待个人的反抗问题上,同鲁迅较为接近的有两位:加缪和萨特。
加缪广泛地批判了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舍斯托夫等一批以同样的焦虑为后盾、从相同的混乱中出发的哲学家,指出他们关于神的存在、经验本质、生命的超人意义,以及把荒谬永恒化的主张,是对现?世界的逃避,是“哲学性的自杀”。他认为:反抗是一种“奇特的爱的方式”,是“生活动态本身”,否定它就等于放弃了生活。可是,他又反对在“爱的位置上放下恨”,认为反抗是有教养的人的行为,需要的是“适度”,而适度是合乎地中海世界的传统的,因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的《战斗报》战友布尔戴这样说他“一方面渴望行动,另一方面又拒绝行动。”这种不彻底性,使他最终仍然无法逃脱“自杀”的结局。而在鲁迅看来,暴力革命乃是憎的必然形式,虽然他对这一形式被滥用的可能性同样存有戒心,如对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和“左联”的“四?汉子”的保留态度所反映的;但由于他并不像加缪那样把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终极的行动,所以在主张思想革命的同时,热情呼唤“火与剑”的到来。可以认为,正是对人类面临异化的历史处境的合理分析,以及对阶级斗争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积极主张,使他赞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暴力与人道主义的深层联系,另一位存在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有着很出色的表述。他说:“我们不要别人尊我们为优美的灵魂。可供我们选择的,不是善良和暴力,而是要在暴力中选择一种”;“革命暴力之所以可取,因为它有着人道主义的前途。”这一观,显然是与鲁迅更为接近的。从理论到实践,萨特一生都在变化着自己,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选择即自由”的命题来看待他对反抗的态度。萨特认为,人始终是自由的。自_由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实践中达到什么目的,它只是与自我的本质_的否定性有关,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在对现实斗争的自觉参与,以及对责任的主动承担方面,萨特与鲁迅颇相一致。但是,萨特的自由观,明显地倾向于主体的随意性与未来的可能性。而鲁迅,未来对于他只是现实反射出来的某种思想背景,他总是执著于现实本身;在反抗现存世界的时候,又总是执著于这一世界得以维持的各种?件的连续性、共生性和稳定性,从而杜绝了因为自由的选择而逃避现实的可能。萨特的一代,是在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中生长起来的;鲁迅则在接受存在主义先驱者的同时,积极吸收启蒙哲学的理性营养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所依赖的生存环境的认识上面。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彻骨地感觉着生存的不自由。他深知,个人与社会是无法分割的;所以从不选择“彻底”,而甘愿保留生命哲学内部的矛盾与暧昧,并承受其中的苦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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