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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他1929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定居法国。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8年由美国奥利安公司拍成电影,中文译名是《布拉格之恋》,由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主演。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在互联网上都相当流行。
《小说的艺术》由米兰·昆德拉编写,是他1979年至1985年七篇文章的结集,具体内容包括《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六十七个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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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米兰·昆德拉自认并不擅长理论。书中的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在此,米兰·昆德拉陈述了他小说中固有的、他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
由米兰·昆德拉编写的《小?的艺术》收录了他1979年至1985年七篇文章,包括《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六十七个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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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米兰·昆德拉1929~
·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
·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原作以捷克文写成。
·小说《慢》、《身份》和《无知》,随笔集《小?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原作以法文写成。
·《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戏剧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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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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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
第二部分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
第三部分受《梦游者》启发而作的札记
第四部分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
第五部分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第六部分六十七个词
第七部分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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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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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尔在去世前三年,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对他来说,形容词“欧洲的”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比如美洲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驱使”。
胡塞尔谈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问欧洲是否能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危机的根源在他看来处于现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当时,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科技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具有单边性,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称的die
Lebenswelt,排除在视线之外了。
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
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2
然而我认为,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我倒认为两位伟?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在它的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在我看来,这一双重性并不贬低欧洲近四个世纪。我因为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尤其眷恋这四个世纪。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
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行探究。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l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我还要在此加上一点: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的发现的意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
3
一直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暖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
笛卡尔认为思考的自我是一切的基础,从而可以单独地面对宇宙。这一态度,黑格尔有理由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
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暖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塞万提斯那部伟大的小说究竟想说什么?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文献。有的认为是对堂吉诃德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理性化批评。有的则认为是对同一种理想主义的颂扬。这两种阐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是一种探询。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暖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一“或者?者”,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4
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宿命论者雅克》一开头就抓住了两个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所处的时间既无开始,也无终止;他们溜处的空间没有边界,只是处于欧洲之,中,而对于欧洲而言,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上车容易下车难。然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还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以至于看上去像被围住似的。冒险已处于视野外的一边,对冒险的怀念是无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无聊中,梦与梦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觉,最美的欧洲幻觉之一,绽放开来。
但是,当历史,或者历史的残留物,即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的时候,灵魂是无限的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向人许诺元帅的指挥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面?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爱玛·包法利一样去梦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个吸尘器,将他的所有想法与所有情感都吸走:他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灵魂的无限,假如有的话,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几乎无用的附庸。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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