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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
清代众多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
清代很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如何？
为什么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而到了清代却越来越落后？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清朝统治的268年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如果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将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前途是怎样的？
……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这268 年中，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三大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清史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值得关注、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断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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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人有反思往事的能力，有寻根问先的愿望，有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天赋。人类在不断前进，但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前进的，这就形成了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形成了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相通的无穷无尽的长链。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并通向遥远的未来。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在过去的远景中认识自己，并为未来的创新指点方向。历史学虽然不能像应用科学那样快速而直接地取得实用效益，但它的功能是长期的、巨大的。人类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将会在现实和未来中迷失方向。历史学是传承文明、陶冶心灵、提高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也是了解社会、掌握国情、管理和建设国家、进行战略决策所必需。
2002年8月，中央领导做出纂修清史的重大决定，相继成立了清史编纂领导小姐、清史编纂委员会等全面负责清史的纂修工作。为了更加全面、广泛、客观地反映纂修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时将其应用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清史纂修在资政、存史、育人中的重要作用，编者将清史纂修工作中形成的部分科研成果汇编成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作序并领衔撰文。内容包括典章源流、名人史事、档案文献、学术争鸣、资料考证等，力求如实反映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情况，为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提供资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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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2年8月，中央领导做出纂修清史的重大决定，相继成立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全面负责清史的纂修工作。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组长：蔡武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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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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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政治经济
◆戴逸 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国力的变化
◆李文海 “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
◆郭松义 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
◆宋元强 从清朝状元看古代科举制度
◆李国荣 清朝严厉打击科场舞弊案例
◆唐益年 清代严禁太监干政
◆李岚 清代的秋审制度
◆王思治 “御门听政”——康熙朝中枢决策“朝会”
◆李国荣 “康乾盛世”的闪光点
◆闵杰 清末制定的中国第一部版权法
◆江太新 清代漕运
◆郭松义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
◆张小也 清代盐业经济中的垄断问题
◆闻性真 康熙发现和推广的御稻种
◆王思治 直隶巡抚李光地治理永定河
◆唐益年 晚清时期兴修铁路的纷争
◆崔志海 晚清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
◆朱英 晚清“昭信股票”的发行及其影响
◆闵杰 清末一场由股票投机引发的金融大恐慌
◆李治亭 多尔衮严惩贪官
◆李文海 为政以爱民为本
◆李文海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李文海 俭以成廉侈以成贪
◆李文海 大臣不廉小臣必污
◆李文海 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
◆魏光奇 清代的州县官任职制度
◆林 乾 清代赦宥制度的特点
◆王思治 清朝军机处
◆赵云田 清代的盟旗制度
◆魏光奇 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
◆杨东梁 “海防塞防之争”与清季国防战略
◆李国荣 清宫密档里的中南海
◆李国荣 庚子密档中的国耻记录
◆郭松义 清代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营的新理念
◆邹逸麟 清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李文海 清代积案之弊
◆李文海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
◆刘凤云 清代京官升迁中的循资与特例
◆刘凤云 乾隆帝惩贪屡禁不止探因
◆倪玉平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李尚英 嘉庆朝紫禁城之变
◆朱诚如 嘉庆朝花杰弹劾戴衢亨案
◆倪玉平 清朝最大的银库案
◆林乾 清律中的“犯罪存留养亲”
◆王晓秋 清季《钦定宪法》起草始末
◆朱士光 清代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趋向
◆陈兆肆 乾隆初期“禁酒令”的讨论与颁行
◆侯杨方 从乾隆帝误读人口数看清前期人口统计
◆李国荣 “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早期的贸易
◆郑起东 晚清劝农桑与兴水利
◆郑起东 清末企业垄断与中国商战失利
中卷
社会生活
◆郭松义 清代的“农转非”
◆郭松义 清代农业防灾抗灾的措施
◆江太新 清代灾情与救灾
◆左步青 “重农桑以足衣食”——康雍乾三朝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琐谈
◆姜涛 太平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
◆李岚 清末“丁戊奇荒”—一场夺去千万人生命的大旱灾
◆闵杰 清末彩票的创始
◆闵杰 清末彩票的泛滥
◆华林甫 清朝历史上的级地震
◆赵云田 清代的地震灾害及政府的赈济
◆秦宝琦 清中叶五省白莲教起义及其社会后果
◆刘平 杨 颖 “闯关东”：清代以来的东北移民
◆闵杰 星期日公休制度的实行
◆朱浒 晚清义赈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刘宗志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
◆王林 清代的粥厂
◆朱浒 清末东北鼠疫及政府的应对
◆朱浒 辛亥风潮与长江大水
◆刘平 柳亚平 清代的“走西口”
思想文化
◆史革新 儒学书籍的编纂与清初文治
◆黄爱平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
◆黄爱平 《四库全书》的历史变迁
◆史革新 晚清“书厄”与江浙三阁
◆史革新 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
◆冯天瑜 晚清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
◆林永匡 清代饮茶、品茗趣闻
◆李帆 清代的书院教育
◆刘小萌 清朝对皇子的教育
◆李世愉 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崔志海 清末美国退款兴学真相
◆王思治 清代文字狱
◆史革新 晚清西学东渐与新史学的发轫
◆李岚 《申报》：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赵晨岭 《清史稿》及《清史稿校注》纂修的启示
◆林存阳 乾隆朝礼制中的政治文化取向
◆史革新 东学西渐的先行者
◆赵晨岭 《清史稿》仅成一稿的教训
人物
◆史革新 努尔哈赤对汉文化的吸收
◆闻性真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人参商战
◆李文海 顺治帝论为官四戒
◆李尚英 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
◆李文海 康熙帝八拒尊号
◆王思治 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
◆闻性真 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
◆刘潞 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
◆李国荣 雍正告诫百官：“做实在好官”
◆王俊义 清代廉吏于成龙
◆史革新 清初廉吏汤斌
◆冯佐哲 清代御史钱沣
◆潘振平 徐继畬和《瀛环志略》
◆王晓秋 黄遵宪及其著作《日本国志》
◆朱英 “状元资本家”张謇的商海生涯
◆史革新 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吸收
◆王冬青 郑成功与施琅交恶探析
◆李国荣 雍正：“说一丈不如行一尺”
◆吴伯娅 乾隆皇帝与西洋画家
◆王培华 唐鉴及其《畿辅水利备览》
◆李祖基 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建设
◆张宏杰 曾国藩立誓“不靠做官发财”
◆戴逸 光绪帝之死
◆陈铮 维护华侨权益的总领事黄遵宪
◆吴伯娅 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
◆赵云田 “香妃”其人与“香妃墓”释疑
下卷
边疆民族
◆马大正 有清一代边疆政策的当代启示
◆马大正 苗普生 清代中国有五个称为新疆的地方
◆戴逸 福康安风雪援西藏
◆王思治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李建宏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
◆马大正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
◆陈慧 穆克登查边与中朝图们江边界问题
◆杨东梁 左宗棠与“新疆危机”
◆廖榕光 顺治帝迎见五世达赖礼仪之争
◆李尚英 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及其意义
◆李祖基 台湾建省的历史进程
◆赵云田 清代的达赖喇嘛
◆赵云田 清朝的理藩院
◆杨恕 清朝在南疆的军政隔离制度
◆宝音朝克图 清朝的北疆边境巡视制度
◆陈在正 年中日《互换条约》评析
◆周源 清末张荫棠的藏事改革
◆吕文利 清末筹议蒙古建省
◆赵云田 清代治边“因俗而治”的政策
◆赵云田 清朝的驻藏大臣
◆赵云田 清代的金瓶掣签制度
◆吕文利 清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何瑜 清代治台之策评议（上）
◆何瑜 清代治台之策评议（下）
◆刘平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与问题
◆唐博 “台湾民主国”的性质解析
◆厉声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上）
◆厉声 晚清领土丧失备忘录（下）
对外关系
◆薛衔天 中俄《尼布楚条约》
◆薛衔天 大西北的阴霾——沙俄入侵我国西北与大片领土的丧失
◆薛衔天 双头鹰东击——中俄《瑷珲条约》
◆虞和平 从“夷务”到“洋务”
◆王晓秋 晚清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
◆王晓秋 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海外游历使（—）
◆王晓秋 清末五大臣出洋
◆史革新 《辛丑条约》谈判李鸿章迁延北上原因浅议
◆吴伯娅 康熙帝与中国礼仪之争
◆吴伯娅 马嘎尔尼访华
◆王晓秋 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李景屏 康熙帝与法国科学传教团
◆吴伯娅 乾隆年间英商洪任辉赴天津投诉案
◆王晓秋 晚清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
◆王晓秋 晚清留欧船政学生
◆王晓秋 清末留日热潮
◆杨东梁 “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
军事
◆王冬青 李自成对清战略防御失误的思考
◆陈在正 以战逼降——施琅统一台湾的决策
◆李尚英 清代八旗兵衰败原因探析
◆李国强 关于宣统年间清军水师对西沙群岛的巡视
◆刘文鹏 清代边疆驿传与国家安全
◆杨东梁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
◆史革新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消极防御的方针
◆杨东梁 马江风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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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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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国力的变化 戴逸
作者简介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下）、《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
2005年我国ＧＤＰ同比增长9.9％，总量达18.2万亿元（折合美元2.2万亿元），跻身于世界第四位，闻之不胜欣喜。近代以来，中国受列强侵略，期盼国家富强，中国人民历尽艰辛奋斗，而今建设成绩辉煌，民族复兴有望。
ＧＤＰ是反映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回顾历史上我国ＧＤＰ之变化，即能见到国运之盛衰兴替。ＧＤＰ的统计是近代以后的事，自然不能有很精确的数字，但据此也能了解各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
为了考察18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兴衰，这里选用了五个年代作为考察点，即1750年、1830年、1900年、1945年、2005年。每个年代之间相距45年至80年不等。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当时中国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史称“康乾盛世”。这一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份额32％，居世界首位，其次是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共占17％，五国的ＧＤＰ只有中国的一半稍多。
当时的世界，是中国、印度、欧洲鼎足三分之势。但应该看到：英国、法国的ＧＤＰ总量虽少，但两国人口仅3500万，人均ＧＤＰ高于中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已经突破了封建社会的临界点。中国的ＧＤＰ虽高，但人口多，人均ＧＤＰ少。它还是封建专制国家，很少与外国交往，而且固守旧传统，轻视科技与工商业，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一点，英国、法国在经济上即将起飞，超过中国。
1830年（清道光十年） 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从18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法国于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中国的“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从ＧＤＰ看，中国下降3个百分点，占世界的29％，仍是首位；印度已沦为殖民地，ＧＤＰ急剧下降7个百分点，占17％；而西欧五国的ＧＤＰ上升12个百分点，占29％，与中国持平。其中英国的ＧＤＰ达9.5％，但当年英国只有1800万人，而中国已达4亿人，我们的人均ＧＤＰ已远远低于英国。
1830年以后的世界和中国，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德国、意大利相继统一，美国致力于西部开发。而中国在经历五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入了极为悲惨黑暗的时代。
166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这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年代。该年中国ＧＤＰ只占世界的6％，印度只占1.7％，从光辉的顶峰跌落谷底，两国ＧＤＰ只占世界7.7％，可说是惊人的史无前例的沉沦，两国的ＧＤＰ甚小而人口最多，因此是当时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英法德俄意已占54.5％（英18.5％、法6.8％、德17.9％、俄8.8％、意2.5％），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占23.6％，还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30多年的努力，ＧＤＰ攀升到2.4％，这七个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5％。它们称霸全球，横行于世界各地，当年的八国联军，就有这七大强国在内。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中国历尽欺凌和屈辱，开始了民族觉醒，进入革命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接着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迎来了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的第一次胜利。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满目疮痍，除了美国之外，并没有真正的战胜国，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国内一片废墟，而中国、前苏联、英国、法国遭受的破坏亦甚。1945年，美国的ＧＤＰ达世界的 56％，而中国的ＧＤＰ只占世界的4％。直到1950年，即战后经济重建五年之后，美国的ＧＤＰ达3810亿美元，而英法德日意和前苏联的ＧＤＰ总和只有3500亿美元，尚不及美国之多。
200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从战争中复苏，经历了两个阵营的冷战时代和政治多元化时代，原来的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但美国仍一路领先，日本和德国则在战败后努力重建，ＧＤＰ排名第二和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ＧＤＰ排名中已名列第四。美国2005年ＧＤＰ达12万亿美元以上，日本达4.8万亿美元以上。中国2005年ＧＤＰ2.2万亿美元（人民币18.2万亿元），美国是中国五倍半，日本是中国两倍多。
通过以上对250 多年来世界大国ＧＤＰ变化的反思，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国力的变化与这个国家的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还有资源、政治体制、社会秩序、人民素质、科技水平、社会风气以及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度政策、政府能力等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否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
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闻性真
作者简介 闻性真，又名闻性贞，1936年生，北京通县人。原北京出版社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发表《康熙与自然科学》、《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康熙与农业》、《康熙与数学》、《拜上帝会与儒家思想》、《黄莲圣母事迹考》等论文。
中国传统历法到了明末，误差日益严重，以致出现历法危机。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主张修改历法。一些通晓自然科学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巩固在华的立足之地，也积极参与中国的历法改革。但历法改革是废旧立新的大事，既要动摇某些传统观念，又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部分靠旧历维持声望和俸禄的人之利益。因此，修改历法乃至废除旧历法必然引发一场斗争。从崇祯二年到明亡前一年（1629—1643），新旧两派以测验日食、月食、水木星运动为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每次总是有西方传教士参与和支持的改革派一方获胜。崇祯帝终于批准了历法改革。但由于当时动荡的政治形势，新历书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清朝定都北京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投靠清廷，并以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长，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而能够在钦天监供职。汤若望等人把明末历法改革的成果加以改造，编成一部新的历书，并由摄政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历”，决定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颁行天下。然而，新旧历法的争议仍未终止，因为钦天监中还有一些依靠旧历维持俸禄的人，他们认为中国历法由外国人主持修订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新旧历法之争又在清廷定鼎之初拉开了新的一幕。
顺治元年（1644）六月，汤若望上书说：自己依据新历法，推断该年八月初一有日食，现将“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像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实际上，汤若望是以测日食为题向旧派挑战。八月一日，清政府派大学士冯铨等人与钦天监两派人到观象台测验，结果是：只有汤若望的新法一一吻合，“大统书”与“回回历”都不准确。这样，清政府便在十一月正式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在此后数年中，清政府又给汤若望以太常寺卿衔。到顺治十年（1653），又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名号，给予极高评价。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后，原有的“回回科”被撤销。应该说，这其中除了学术上的原因外，也包含汤若望排斥异己的因素。所以，丢官失势的旧派星象学家们，自然对汤若望心怀不满，并不时给他制造难题。但每次较量的结果，总是汤若望取得胜利。
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主少国疑”，权臣当道，新旧历法的争议又掀起新的更大波澜。当时反对新历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新安卫官生杨光先（1597—1669）。此人年近古稀，性格倔强，崇祯年间曾抬棺进京，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等，因而被杖责流放。入清后，杨又以《辟邪论》、《辟谬论》反对利用西方传教士改革历法。由于顺治亲政时期正是汤若望和新历法的黄金时代，杨的上书均未奏效。到了康熙初年，鳌拜等顾命辅政权臣左右朝纲，政局趋向保守。杨光先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又以《请诛邪教疏》攻击明人徐光启借鉴西方科学是“贪其奇巧器物”，“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说传教士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他还特别为已颁行的新历书罗列两大骇人听闻的罪状：一是新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公然承认大清国是奉西洋正朔；二是大清皇帝的统治应该是千秋万代，而《时宪历》只编了200年，这是暗指清朝短祚，国运不长。显然，这两条罪状已不是学术问题。因此，杨光先要求将汤若望等人“依律正法”。是年底，礼部在讨论时，主张只要把《时宪历》封面上“依西洋新法”五字改成“奏准”二字就可以了，并没有涉及汤若望的罪状和废除新历的事。但次年，由于权臣鳌拜等人的干预，礼、刑二部的会议又将汤若望定为死刑，其余传教士俱杖充。由于汤若望曾是顺治帝的宠人，所以此案迁延未决。这期间，杨光先又以布衣入都，呈递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指责汤若望新历法有“十谬”，特别指责汤若望在选择荣亲王葬期上误用《洪范》五行，犯了大忌。这时议政王会议进一步做出打击新历法的决议，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要求将汤若望与参与新历法的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人“凌迟处死”，把刘也远等杀头。可以看出，杨光先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守旧势力，这一次攻击新历法，已经把学术斗争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斗争。斗争的结果，除因受康熙祖母保护的汤若望侥幸免死（次年死于狱中）外，李祖白等人均被处死。从此，废除新历，恢复“大统书”，反对新历的发难人物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旋又命为监正。这是守旧派乘康熙年幼尚未亲政的机会，利用政治手段打倒了新历的参与者，取得这一次斗争的胜利。
杨光先执掌钦天监后，又以该监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之弟吴明煊为监副。两人以“大统书”治历，结果是节气不应，错误屡出。 此时康熙虽然尚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但他已在酝酿着铲除权臣势力和寻求解决新旧历法争议的途径。尽管他还没有能力从科学上分清这场争论的是非，但他知道只有摒弃偏见，以试验的方法来检验双方的理论，让双方在实测中较量优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传教士南怀仁等指责杨光先、吴明煊所颁历书不合天象。康熙钦派大学士李霨在东华门召集双方，传谕：“授时乃国家要政，尔等勿挟宿仇，以己为是，以彼为非。是者当遵用，非者当更改，务期归于至善。”康熙命大学士图海、李霨等率两派人到观象台测验，以决胜负。康熙八年正月测验的结果，南怀仁“诸款皆符” ，吴明煊“逐款不合”。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的历书交与南怀仁推算。经过多次测验，康熙逐渐认识了新历优于旧历的所以然，并从杨光先的自我辩护中看到了旧派理论上的荒谬。杨光先奏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历）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杨光先认为：“以百刻推算，系中国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若将此九十六刻历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这种荒谬的观点，使康熙甚为反感。所以，他决定罢黜杨光先，改以新法治历。
康熙八年五月，权臣鳌拜集团倒台，七月，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呈请礼部向康熙控告杨光先、吴明煊等人“依附鳌拜”，“诡随狐假，罔上陷良”，骂杨光先是“恶棍”，要求将杨“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并要求为已死的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当时，议政王会议准备批准南怀仁等人的要求。康熙经过认真思考，批准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但不同意把杨光先处死。他认为，杨光先虽然阻挠新历推行，攻击过传教士，但他并不是鳌拜的党羽，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康熙决定宽大处理此事：“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对吴明煊的处理更是 “姑从宽免，仍留原任。以后着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
从清初历法争议中可以看出，学术流派之间的争论，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交织着民族的、信仰的、宗派的乃至政治的偏见，因而演变成政治的甚至流血的斗争。康熙在处理历法争议中，始终把这场争论局限在学术领域，不因学术上的错误而轻易杀人，因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化。他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既无民族国籍的偏见，也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是就事论事，注重测验的结果。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之死 戴逸
“光绪帝之死”是上世纪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距今100年前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却被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帝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皇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太后死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相距不到20个小时。这一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的第八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侮辱，国势阽（diàn，临近）危，民生凋敝，国将不国。光绪和慈禧同时死亡，老百姓深感震惊、诧异和惶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舟”会不会在惊涛骇浪中沉没？其命运又该如何？
一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一个是38岁的壮年，一个是74岁的老人，两人同时死亡，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其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会不会是慈禧太后临死之前唯恐光绪帝复出掌权，故而谋杀光绪？一天阴霾，疑云纷起。逃亡到海外的保皇党人为光绪帝吊丧，大肆声讨慈禧和袁世凯，指责他们是谋害光绪帝的主犯，舆论讨伐，沸沸扬扬。国内人众也狐疑满腹，流言纷纷，清廷对此严加查禁，“悬赏购缉造言煽乱匪徒”（许宝蘅：《巢云簃日记》）。宫廷事秘，“斧声烛影”，谁也不明真相，也不敢公开议论。
其实，在他们死前4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早已有人预言光绪帝先死。清朝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当年就对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透露，光绪帝必定会死在慈禧太后之前。内田康哉问伍廷芳：当皇太后驾崩后皇上会如何？据《内田报告》说：“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绪论》）
其实，慈禧太后死前必会谋杀光绪帝，许多官员太监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敢说出。国内较早指出这一弑君阴谋的是长期陪侍光绪帝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yùn）毓鼎，其工作是记录光绪帝的起居言行。他在宣统三年（1911）四月写成的《崇陵传信录》中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熏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xià，缝隙）未阖（hé，关闭），侍班官窥见上正扶奄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泻数日矣，有谮（zèn，诬陷）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这是恽毓鼎在光绪帝死前11天亲历的记载，所记慈禧所言与伍廷芳告知日本公使的话完全吻合。到了民国二年（1913）正月十七日，此时清朝已亡，言路已开，无所禁忌，恽毓鼎在日记中讲道：“清之亡，虽为隆裕（即光绪的皇后，称隆裕太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批准发布退位诏书的就是隆裕太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恽毓鼎：《澄斋日记》二，632页）民国以后，《崇陵传信录》传播甚广，慈禧谋害光绪之说得到佐证。越到后来，记事者日多，传闻更甚。许多曾给光绪帝看过病的医生虽都认为光绪身体虚弱，但死前一段时间病情未见加重，身体尚属正常，并无突发急性致死的病症。其中，名医屈桂庭说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诊治光绪帝秘记》）。
晚清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回忆，他幼年适逢光绪之丧，其父接到光绪死讯后，跟叔叔们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前天继禄请脉后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罢！’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而且，“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什么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我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耆存者《关于光绪之死》，文史资料选辑总122期）。
还有曾经陪侍慈禧太后、在宫中生活多年的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是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德龄在书中虽多处赞扬慈禧太后，但还是说：“我竭力袒护老佛爷，可是对于她之经常虐待光绪，以及她谋害光绪性命的事，我却无法替她找出丝毫藉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溥仪从战犯变成平民，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以上这些人所说，虽在细节上有不同或矛盾之处，但都众口一词，猜测或肯定光绪帝被毒害致死。因此，在距今30年之前，历史学界和社会上大多相信此说。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宫档案整理发掘工作的展开，许多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专家在收集光绪脉案及药方的基础上，研究其一生的健康状况，得出与上述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光绪一生身体虚弱，百病丛生，久治不愈，尤其光绪三十四年后病情加重，去世应属正常死亡，而非慈禧等人所谋杀。
专家们提到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平日因慈禧虐待，生活清苦。戊戌以后长期软禁，食不果腹，衣不暖身，御前所列菜肴虽多，但大多腐臭，不能进口，有时令御膳房添换一菜肴，必先奏知西太后，太后常常以俭德责之，光绪竟不敢言。专家们认为，慈禧的虐待使光绪心情不畅，病体加重，以致死亡。有专家称：“详考清宫医案，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冯伯祥：《清宫档案揭秘光绪之死》）还有专家说：“从光绪帝临死前的脉案及其亲书的《病原》来分析，其死因属于虚劳之病日久，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终以阳散阴涸，出现阴阳离决而死。”（李秉新：《光绪猝死一案》）
1938年，易县的崇陵（光绪帝陵墓）曾被盗掘，光绪帝尸体暴露在外。1980年清理并重新封闭陵墓之际，曾对其遗骨做过简单检测。由于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且遗体并无外伤痕迹，亦无中毒表现，故只能以脉案进行分析。光绪帝之死属于正常死亡，遂成定论。
社会上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并没有更强有力的新证据。如《启功口述历史》中说：慈禧太后病痢，他的曾祖父（启功为清朝宗室，其曾祖父溥良为晚清礼部尚书）在太后住所外侍疾，“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然而，启功先生的这段证言并未引起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重视。
三
进入21世纪，“光绪帝之死”的谜案又被提上日程，从2003年开始，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四个单位共同合作，组成“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运用先进技术，采用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进行了反复检验和缜密分析（崇陵重新封闭时，将光绪帝的若干头发、遗骨与衣服保存在西陵文物管理处库房内）。研究工作极为复杂艰难，时间长达5年之久。
由于崇陵已重新封闭，不能再开棺检验，且年代已久、检材不足，研究工作困难巨大。但课题组运用侦查破案的思维方式，根据信息的产生、传递、处理、还原、应用等原理，充分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液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综合分析、模拟实验进行双向推理、多维论证等工作，对西陵保存的光绪帝头发、衣服、遗骨进行检测和研究，最终破解了光绪帝死亡之谜。
研究中，为准确分析和推断光绪帝死时体内微量元素的情况，研究人员将光绪帝头发清洗晾干，再剪切成1厘米长的若干截段分别检测。结果发现，光绪帝的两缕头发截段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其最高含砷量为2 404微克克，远高于正常人头发的含砷量0?郾25-1?郾0微克克，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砷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多以硫化物和氧化物形式存在，主要有雄黄、雌黄、砒霜等，其中，砒霜是剧毒的砷化合物。
为验证光绪帝头发砷含量是否确属异常，研究人员分别提取了隆裕皇后、一个清代草料官以及当代人的头发样本分别进行同时代、同环境、同性别的发砷测试。结果证实，光绪帝的几处头发截段中最高砷含量不仅远远高于当代人样本，也分别是隆裕皇后的261倍和清代草料官的132倍。而且，在将光绪帝发砷与当代慢性砷化物中毒患者发砷进行对比实验后，发现光绪帝头发上最高含砷量是慢性中毒患者最高含量的66倍，且砷分布曲线完全不同。由此证实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既属异常现象，又非自身服药引起慢性砷化物中毒而成。
那么，光绪帝头发的高含量砷究竟从何而来呢？为弄清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光绪帝棺椁内外等环境取样与砷元素含量检测。检验结果显示，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其棺椁内帷幔碎屑等物品最高砷含量的83倍，是墓内外环境样品最高砷含量的97倍。由此，环境污染的可能被排除。接着，研究者又通过含砷物质浸泡模拟实验，发现外界的砷化合物不经过自身机体代谢，也可吸附渗透到头发内。由此推测，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是由他身体内含有高浓度砷的物质沾染所形成。随着研究的逐步拓展，在排除周围环境物质的沾染后，研究数据把光绪帝头发上大量砷元素的唯一来源，集中指向了光绪帝腐败的尸体。
光绪帝尸体是否是沾染头发的砷的唯一来源？如果是，这些高浓度砷化物又是什么？主要存驻于尸体何处？化合物种类和总量是多少？是否能致其死亡？为搞清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决定扩大检测分析范围，并依照法医工作规范取样检验。首先，对光绪帝头发上沾染的残渣物进行重新检测，发现残渣物的砷含量高于头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含高浓度砷的残渣物是头发高含量砷的来源；其次，对光绪帝遗骨进行表面附着物的刮取与检测，结果表明，其中两块遗骨表面沾染了大量的砷，说明砷确实来源于腐败的尸体；随后，对光绪帝随葬衣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砷分布检测。光绪帝送检衣物共有五件，包括四件上衣（或外衣）和一条裤子。根据尸体腐败对穿着衣物侵蚀由内向外逐步减轻的一般规律，研究人员依次推定出四件上衣由内到外的穿着顺序。随后依照物质吸附和信息转换还原原理，对接近光绪帝尸体特殊部位的衣物分别取样，进行砷分布检验。结果表明，从同一件内衣看，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都高于其他部位。从穿着层次看，里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从尸体的特殊部位看，衣物掉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这说明，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内，并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里向外侵蚀衣物，由此造成胃腹部位衣物的高含砷量。
大量砷化物曾在光绪帝体内留存已被实验所证实，但具体是何种砷化物，总量有多少，尚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又对光绪帝发中高含量砷的砷种态（即砷价态或形态）进行分析，采用液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联用分析法，研究不同种态砷的比例关系，并结合动物模拟实验，判定可能导致光绪帝中毒死亡的砷化合物种类。同时，通过衣物、头发、附着残渣等对光绪帝尸体中的砷化合物总量进行精密测算。结果表明，光绪帝摄入的砷化物是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高达约201?郾5毫克。根据相关研究，普通人口服砒霜60—200毫克就会中毒死亡。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至此，光绪帝死因终于破解，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其胃腹部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而其衣领部位及头发上的大量砷，则由含毒腐败尸体溢流侵蚀所致。这次检测和研究的详情、方法、数据和结论等，由钟里满等13位专家写成《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将此项研究纳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并将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对外公开发布。整个研究过程表明，这项工作走出了一条超常规之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查思维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研究结果也会对我国史学界和全社会发生重大影响。100年前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死亡，预示了长达2000多年中国专制帝制的崩塌。3年后，武昌起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清王朝终于被推翻。至此，光绪帝被毒害致死，百年之后得以确证，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四
光绪帝是否被毒死，目前已有答案，至于凶手是谁，尚可研究探讨。以当时条件和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帝。慈禧太后蓄意杀害光绪已非一日，早在戊戌变法后，就已酝酿废立与弑杀阴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太后即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谕旨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迟。”（《德宗实录》卷四三六）其实，自四月以来，光绪正精神振作，意气风发，雷厉风行地进行百日维新，每天颁发许多诏谕，怎么会“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这分明是假话，不过是慈禧太后怀着废立与弑杀的心肠，在全国制造光绪病重的假象，以便有朝一日实现她的目的。当时许多人对慈禧玩弄的把戏早已洞若观火，因而有上海绅商经元善等1200人联名发电，“请保护圣躬”。
从官方档案众多的脉案、药方看，光绪帝确系体弱多病，但对这些脉案、药方，也要谨慎看待，考察它是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如江苏名医陈莲舫被征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叩头毕，跪于下，太后与皇帝对座，中置一矮几，皇帝面苍白不华，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故事，医官不得问病，太后乃代述病状，皇帝时时颔首，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殿廷之上，惟闻太后语音，陈则以目视地，不敢仰首。闻太后命诊脉，陈则举手切帝脉，身仍跪地上，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虚以手按之而已。诊毕，太后又缕述病情，言帝舌苔若何、口中喉中生疮如何，但既不能亲视，则亦姑妄听之而已”（许指严：《十叶野闻》）。原来所谓“脉案”，是依照慈禧所说记录在案，如此“脉案”又怎能确证光绪帝的真实病况？
总之，慈禧太后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帝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而在全国求医问药多次，大造光绪帝病重的舆论，希望光绪帝因体弱多病而先死。但事与愿违，偏偏自己先罹重病，势将不起，故临终之前决定采取谋杀手段。从上述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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