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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科学与技术、发明与发明权之争、并非每种发明都造福人类、评价发明的标准随时代而异、允许“无用”的奇情异想、“四大发明”的定型版本、“批”派、“挺”派、“新四大发明”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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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江晓原,1955年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利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性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理事,《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编委。已在海内外出版《天学真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中国人的性神秘》《星占》等专著共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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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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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发明
一、四大发明
二、天学与王权
三、部江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
四、《黄帝内经》:中医究竟是什么?
五、《周髀算经》:充满域外人学的中国经典
六、勾股定理
七、造纸
八、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历法的功能与性质
九、农历:调和阴阳之法
十、中国炼丹术:永生,黄金和性爱
十一、三大奇器及其复制:水运仪象台,候风地动仪,指南车
十二、1054年超新星:中国天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十三、火药及其西传: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十四、《营造法式》:古代第一部建筑工程官方规范
十五、一次同余式理论与秦九韶
十六、活字印刷术及中韩发明权争夺
十七、钓鱼城:世界军事要塞史上的奇迹
十八、郑和下西洋
十九、珠算
二十、《崇祯历书》:欧洲天文学在东方的奇遇
二十一、李约瑟:一个关于中国的不能忘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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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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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近年渐成争议题目,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观念开放进步的表现,应该欢迎。由此导致对原“四大发明”的重新审视,乃至提出新的“四大发明”候选项目,也有多方面的意义。在中央电视台2006年的国庆特别节目中,笔者曾提过一个“新四大发明”选项。此后,其他人士也提出过别的选项。
对于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挺”和“批”两派。就给人的感觉而言,似乎是“批”的一派较占上风。主要是因为“挺”派义愤有余而思想武器不足,基本停留在几条陈旧的辩护理由上,到了今天还这样就不容易得到广泛同情了。而“批”派言辞激烈,立场鲜明,自然更容易耸动视听。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心平气和,将此问题的前世今生稍加梳理,再看看“批”的依据何在,最后看我们可以有什么新的思路。
“四大发明”的定型版本
从争论中所挖掘出的线索来看,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说的演变和成型,依次有如下三个重要人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
培根曾倡言古代“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并且从文学、军事和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这些发明的重要意义,说它们“使世界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变革,以至于没有任何帝国、教派、个人对人类事务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不过,在《新工具》中他认为这三大发明“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并未将它们归于中国。
后来,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培根的说法,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不过,他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的。马克思甚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尽管在马克思和李约瑟之间还有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但真正确立“四大发明”之说,并明确将它们归于中国的,被认为是李约瑟。由于李约瑟在中国媒体和公众中的知名度,“四大发明”之说由此深入人心。
“四大发明”定型的版本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
“批”派
对上述“四大发明”之说提出异议的“批”派,主要的理由如下:
关于火药,“批”派强调要区分“黑火药”和“黄火药”两个体系。近现代军事和工业上广泛使用的都是“黄火药”(即“黄色炸药”),故培根所说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应该落实在“黄火药”体系。而中国古代所发明的是“黑火药”,他们甚至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早掌握了“黑火药”的正确配比,所以否认火药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关于指南针,“批”派要求区分“水罗盘”和“旱罗盘”,“旱罗盘”被认为是西方人发明的,而“水罗盘”的技术细节现在仍存在争议。至于更早的“司南”,既无古代实物留存,现代仿制品也未能如古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运行。所以,“批”派认为中国古代至多只是“发现”了磁现象,根本谈不上“发明”了指南针。
关于造纸术,“批”派问道:古代埃及的纸莎草纸(Papyrus)算不算纸?—那比中国东汉的蔡伦造纸还要早约3000年。确实,如果我们坚持要将西汉的“灞桥纸”算作纸(因为这可以提前中国造纸的年代),那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显然更应该算纸。因为纸莎草纸留下了无数色彩艳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而“灞桥纸”只是出土过一些碎片而已,“其中最大的一片长宽各约10厘米”,那些碎片上绝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
关于“活字印刷术”,是最授人以柄的一项。因为想要和古登堡1439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先后,就强调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所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但这样就无法正视如下的事实—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将近1000年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所以,“批”派断言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术“是一种失败的发明”,确实也相当能够言之成理。其实在“四大发明”的这一项上,如果改为“印刷术”,就可以用“雕版印刷术”来抵挡“批”派的攻击,处境就会好多了。
总的来说,上述对中国“四大发明”的批评意见,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并非都能站得住脚(参见本书相关各篇)。
“挺”派
在归纳了“批”派的理由之后,我们当然要转而来为“挺”派想一想。
笔者于2006年在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中曾提出“新四大发明”:雕版印刷,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十进制计数法,中医中药。当时的想法,是既强调这些发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适当照顾这些发明出现的年代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印刷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知识传递方法,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中国人比欧洲人早15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十进制计数法是中国人传统记数的方法,从它被发明的那一刻就已经与今天的国际接轨。中医中药是一种独特的医疗体系,几千年来一直呵护着中国人的健康。
2008年,中国科技馆新馆推出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该展重新定义了新的“四大发明”为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这代表了新的思路:将每项都宽泛化,比如以“造纸印刷”取代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而新出现的丝绸、青铜、瓷器三项,都是范围比较广、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艺,这显然是针对“批”派指责原“四大发明”缺乏技术含量而作出的改进。
“新四大发明”选项
如果我们考虑这样三个原则:
1.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影响;
2.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
3.要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
那么,比较可取的“新四大发明”选项如下:
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
还可以有一个“新四大发明B组”备选:
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四、《黄帝内经》:中医究竟是什么?
中医文献的第一号经典
《黄帝内经》一向被视为现存中医文献中的第一号经典,被认为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体系,它的地位几如百川之源,至高无上。
《黄帝内经》是上古至秦汉之际中华医学经验和成就的总结汇编,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华医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此后中华医学就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历代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建树,绝大多数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
现存《黄帝内经》的文本,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分为9卷,两个部分各81篇。在形式上非常规整。学术界通常认为,此书现今的文本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大致形成于战国至汉代。
道家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可能有过很大影响。此书现今文本中所言理论颇合老、庄学说。托名“黄帝”这一点也透露出了类似的信息。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素问》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阴阳五行理论讨论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而《灵枢》部分多论述经脉腧穴证治。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同时这个整体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它将阴阳的对立平衡视为天地间万物生长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阴阳平衡则人体处于正常情况,疾病则是这种平衡被破坏的结果。
在上述基本观念的基础上,《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五脏阴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又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为人体的五脏体系,有如下对应:
肝脏系统:肝→胆→筋→目→爪
心脏系统:心→小肠→血脉→舌→面
脾脏系统:脾→胃→肉→口→唇
肺脏系统:肺→大肠→皮→鼻→毛
肾脏系统:肾→膀胱→骨髓→耳→发
这五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这些沟通和影响则可以用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来说明。
其二为外界气候与人体五脏相互影响的系统,有如下对应:
五时:春→夏→长夏→秋→冬
五气:风→暑→湿→燥→寒
五位:东→南→中→西→北
五气又各有阴、阳属性,气候变化,阴、阳二气升降消长,其说颇繁。将人体状况与四时及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是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天人感应”观念相一致的。
《黄帝内经》理论系统的主要特征
《黄帝内经》理论系统的主要内容(或特征),可概括为九大类,略述如次:
其一曰阴阳五行,上述那些对应就是这种学说的具体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于《黄帝内经》来说,既是理论基础,又是表达系统。
其二曰藏象,论述人体各个脏器组织的运行、代谢等活动规律,以及这些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三曰经络,研究人体经络系统之组成、功能、病理变化及与腑脏之关系。
其四曰病因,《黄帝内经》认为,外在气候反常,内在情志刺激,皆致病之源。气候反常谓之“六淫”,情志刺激谓之“七情”。这些因素同样要分阴阳,如风雨寒暑邪从外入,属阳;起居失节病由内生,属阴。抗病之力(类似今天所言之免疫功能)谓之“正气”,致病之因谓之“邪气”,等等。故疾病表现虽千变万化,其因不外正邪消长、阴阳平衡等数端而已。
其五曰病证,讨论各种疾病的病机及治疗,病证多达180余种。
其六曰诊法,即后世中医之“望、闻、问、切”。
其七曰论治,讨论各种治疗手段,针药而外,旁及按摩、导引,甚至涉及精神疗法。还包括了同病异治等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概念。
其八曰养生,论祛病防病益寿延年之法,如善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注重精神情志之调节。
其九曰运气,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演绎推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流行情况。
中医不必“死乞白赖”地宣称“我也是科学”
中华传统医学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卓有成效地呵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西医挟欧风美雨之狂暴,君临华夏大地,将中医打得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时期,“取消中医论”一度甚嚣尘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中医采取保护和扶持态度,这一态度迄今为止并无改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从理论上对中医的攻击,“取消中医论”居然重新出现,而某著名院士“中医是伪科学”的论断,更让广大中医界人士痛心疾首。
中医面对这一攻击,能够作出的辩护,往往只是非常软弱无力地辩称“我也是科学”。
其实,我们可以指出:如果中医不是科学,那西医也不是;如果西医是科学,那中医就也是。
在西方现在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经常是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医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为在这种分类中,“科学”是指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精密科学”,而人类对人体奥秘所知仍非常之少,故医学远远没有达到“精密科学”的地步。事实上,至迟到17世纪,西医仍然停留在与星占学、炼金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巫术阶段,那时西医中“天人感应”的信念与《黄帝内经》相比如出一辙。
但是在中国,似乎人人—包括中医界的人士—都承认西医是科学,这是由于当初西医就是在强大的唯科学主义语境下输入中国的,所以这个在西方至今也没有被视为科学的西医,到了中国却天经地义地成了科学。
那么,如果使用宽泛一点的“科学”定义呢?在那样的定义中,就可以将西医包括进去。但是,如果使用了宽泛的“科学”定义,那应该宽到何处呢?只要适度加宽“科学”的定义(比如“对自然界的有系统的知识”),马上就能将中医也包括进去,又怎么能再说“中医不是科学”呢?
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仍然习惯于一种一元价值观,即“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极其简单幼稚的观念:一、不是科学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就要斩尽杀绝。所以,当听到某院士宣称“中医是伪科学”时,许多中医界人士始则如丧考妣,继而义愤填膺。其实,这两个观念都是明显违背常识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不是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也没有必要斩尽杀绝。只是在中国,这两个常识长期被唯科学主义的话语所遮蔽。在这两个常识的基础上,本来就不应存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险恶的局面,中医本来也不必“死乞白赖”地宣称“我也是科学”。
其实,说中医不是科学,或说中医是科学,或说中医是技术,或说中医是哲学,中医都可以无所谓。今天,中医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算不算科学我无所谓,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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